“决议”要点明确指出，在民族革命新高潮中，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与小地主、小军阀，有同情和参加革命的可能。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与组织全民族的一切革命力量，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反对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反动头子蒋介石。为此，党的具体政策上，必须实行若干转变，如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团结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优待反日反卖国贼的白军官兵，不再没收富农的土地和财产，用比较宽大的政策对待工商业资本家等。为坚持党对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反对当前的主要危险关门主义倾向，同时也不放弃反右倾的斗争。
党的策略路线的重要转变，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受到很大鼓舞。大家在发言中均表示，应在新的策略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张国焘除表示同意中央的新策略外，还百般为自己的错误辩解。过后，他曾致书四川军阀，要搞统一战线，但未取得任何进展。
确定我军的战略行动方针，亦迫在眉捷。
川康边无法建立革命根据地，已为事实所证明。二月上旬，敌人集中了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及川军的主力，开始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犯。我军粮弹缺乏，打得十分艰苦。经一周激战，被迫撤出天全、芦山。面对敌人的重兵压迫，我们准备陆续撤离宝兴、丹巴、懋功地区，向康定、炉霍、道孚转移。
这时，中央来电指出：“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并就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提出了三个方案，供我们选择。
第一方案为北上陕甘。四方面军东渡岷江，二、六军团北渡长江，共同北进。第一步抵川北，第二步抵陕甘，为在北方建立根据地，同苏联红军联合对抗日本侵略者，创造条件。
第二方案为就地发展。红四方面军依托现地，打破敌人的“围剿”。第一步迫向岷江，第二步进入岷沱两江间，实现夺取四川的计划。二、六军团则在靠近川南的云贵川边建立根据地，与四方面军相呼应。
第三方案为南下转战。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金沙江，与二、六军团取得近距离的会合，甚至转向云贵滇发展，寻求机会前进。
上述三个方案，中央认为，第一方案是上策，如何实行，由四方面军视敌情、地形条件而定。
我们讨论的结果，一致赞同继续北上的方案。因为朱德、刘伯承、陈昌浩和我，过去就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只是由于张国焘坚持南下，才造成了现在的局面。张国焘南下碰壁，又见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靠近苏联，准备与苏联红军联合抗日，自然顺水推舟，同意北上的方案。至于夺取四川或南下云贵滇的方案，大家认为，根据敌情、我力及地形条件，难以实现。关于策应红二、六军团北进的任务，自然应由四方面军承担，视发展情况再作决定。
我们制定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决定以一部兵力（九十一师两个团）位于大硗碛、邓生、达维地区，牵制东南之敌，而以主力迅速西进，经懋功、金汤、丹巴进取道孚、炉霍、甘孜，相机占领康定。争取在这一地区进行休整补充，筹集粮秣、物资，伺机北上。张国焘南下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方针，至此宣告破产。
§在道孚、炉霍、甘孜
一九三六年二月下旬，我军兵分三路，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道孚、炉霍、甘孜进军。刘伯承、李先念率三十军八十九师先行，为全军开路。红军总部与方面军总部从宝兴出发，随第一纵队（三十军、四军、五军及九军二十五师）行动。
行军路上，天寒地冻，没有一丝春意。首先翻越夹金山，漫山皆白，积雪盈尺。七十六团和总指挥部走在一起，费了好大的劲，才攀上顶峰。下山容易些，人和马匹几乎是滑下山去的，指战员都滚得象雪人一般。经达维、懋功至丹巴，沿途有前卫部队指示的路标，筹集的粮草，行进比较顺利。
从丹巴至道孚，横亘着大雪山脉中段的折多山，顶天矗立，海拔五千多米。山上积雪终年，空气稀薄，风暴、雪崩不断，在附近老百姓的心目中，就象一道噬人生命的鬼门关。好在刘伯承、李先念带领前锋部队开路，已经翻过这座雪山，为后续部队提供了经验。我们住在丹巴的一个村子里，又向藏民作了调查。他们说：翻越党岭山，必须赶在中午十二点钟以前。每天下午要起风暴，人到那里，就别想活命。我们令部队充分做好征服大雪山的准备工作。规定每人带足三天以上的干粮；备有两双草鞋和一副铁脚码子；尽量筹集御寒取暖的衣被、毛皮、辣椒、生姜、青稞酒、干柴；每个班、排配有刨冰攀崖用的铁锹、绳索等。各级政治机关大力进行思想动员，号召发扬不怕艰难困苦和团结友爱的精神，万众一心，向雪山进军。
总指挥部和七十六团一起行动。头天下午出发，在半山腰过夜，以便翌日上午通过党岭山。高原地带，爬山特别费劲。越往上走，越觉得头晕脑涨，四肢无力，气都喘不过来，只能一步一步地挪。夜间，寒风怒号，大雪弥漫，气温达零下二三十度。指战员们的衣服冻成了冰筒，眉毛、胡子结满冰霜。有些同志被冻僵在雪堆里，长眠在折多山上。牦牛是个宝，数量虽少，但出了大力气。这种动物，不仅肉可食，皮可衣，而且适应高原的恶劣自然条件，驮运物资，爬山履雪，比马匹还顶用。我们通过党岭山后，那些驮着辎重的牦牛，把四肢收起，扒在雪坡上下滑，一气就能滑下山去。同志们都风趣地把它们称作“革命牛”、“救命牛”。
三月十五日，总部机关抵道孚，继后进驻炉霍。我三十军进而占领西康东北部重镇甘孜。四军经炉霍向西南疾进，攻占瞻化，俘敌国民党西康宣慰使诺那喇嘛以下百余人。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及九军二十五师，分别由丹巴、道孚南下，钳击泰宁，守敌李抱冰五十三师一部弃城南逃康定。三十二军及九军二十七师，在懋功以南完成掩护主力转移任务后，跟进道孚、炉霍。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在宝兴南关、大垭口多次与追敌激战，溃敌两个团，胜利完成后卫任务后，亦从懋功、丹巴向炉霍地区转移。至四月上旬，我军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达瞻化、泰宁，北连草地的大片地区。
这带原属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势力范围，是以藏民为主的藏汉杂居区域。藏族的土司、喇嘛权力很大，是实际统治者。喇嘛庙林立，县城的庙宇盖得金碧辉煌，气势非凡，象征着佛教的显赫地位。喇嘛寺均拥有大批土地、粮食、酥油、金银和牛羊，并有武装自卫。陈昌浩、刘伯承所部在炉霍一座寺院，即获得粮食一万石、羊毛十万斤、盐四万余斤，及一批贵重药材、金器银器、毛毡、武器弹药等。根据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我军放宽了对土司、喇嘛的政策，尽量通过和平谈判，令其停止武装抗抵。用借贷方式，取得我们急需的军用物资。对坚持反动立场、顽固抵抗者，才以武力解决之。甘孜西部的大土司德格，就同红军达成了互不侵犯协议，并捐献了一批粮食和牛羊，慰问红军。我们则派人送去了些武器、弹药，作为谢礼。这对争取其他土司、喇嘛，友好对待红军，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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