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会议还讨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军事行动方针问题。三月下旬，郭述申同志从上海回来，在箭厂河向特委及红三十一师、三十二师领导干部传达了《中央关于成立红一军及军事工作的指示》中央的指示明确指出：“目前边特的军事工作任务，无疑是根据总的政治任务而决定的，就是扩大红军，发动地方暴动，扩大游击战争，武装工人，武装农民，组织兵变，汇合这些武装斗争，与各方革命势力联合起来，以争取湘、鄂、赣等省政权先胜利的前途。”这里所说的总的政治任务，即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布的第七十号通告中规定的，以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为总的政治路线，以积极进攻、组织和动员群众“准备暴动”为中心策略。中央的指示还指出；“中央认为在目前要配合湘、鄂、赣等省首先胜利的工作准备，无疑的要把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红军在集中组织、统一指挥原则之下联系起来，将这三师编成第一军，并且加紧执行扩大第一军的策略。”
为此还提出了成立红一军前敌委员会，从军到连均设立政治委员（政治上的权限大于军事指挥官），发展地方暴动和兵变运动，猛烈扩大红军，扩大农民赤卫队并将他们集中到红军来，部队向武汉方向发展以争取湖北首先胜利，等等。显而易见，这些指示和要求，反映了“左”倾思想正在抬头，因为那时在党中央内部已形成了以李立三同志为代表的“左”倾势力。会议上，大家讨论了中央的决定和指示，表示拥护和坚决执行。仅徐朋人、郑位三等少数同志对于将地方武装集中到红军的要求，提出了异议，但被特委书记和多数委员所否决。后来事实证明，少数同志的意见有道理。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互为作用，二者缺一不可。不能只顾加强和发展一头，而削弱或取消另一头。
会后部队即进行改编。建立了红一军军部，军长许继慎，政治委员曹大骏，副军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熊受喧。下辖三个师，一个独立旅。红三十一师改为一师，师长徐向前兼，政治委员戴克敏 （后为李荣桂），参谋长刘英，三十二师改为二师，师长漆德伟，政治委员王培吾，参谋长漆海丰，三十三师改为三师，师长周维炯，政治委员姜镜堂，副师长肖方，独立旅系由原三十二师一部及地方武装组成，旅长廖业祺。红一师八百余人，二师六百余人，三师及独立旅各三百余人，全军共二千一百人。改编后的红一军，统一了指挥，有重要意义。
红一军前敌委员会亦宣告成立。中央指定曹大骏任书记，委员包括军长、政委及各师师长，外加两名士兵。重大问题需经前敌委员会讨论决定。前委归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与省委和特委发生横的关系。如与省委、特委发生不同意见时，报请中央批准，在未受中央指示前，前委有独立决定行动的权利。这样，根据地的红军就脱离了地方党委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加强对部队的集中统一领导，十分必要。
但是，一个根据地内有地方和军队两个平行领导机关，却不利于整个力量的调度和保持行动的一致，有时甚至出现前委指挥特委的情况，助长单纯军事观点和枪杆子主义的发展。而地方党委囿于地方情况，往往主张红军硬攻敌人的强固据点，啃硬骨头，不考虑红军的装备和力量，也容易和军队闹矛盾。双方开联席会议发生争执时，地方同志说：“军队不能自己说了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前委的同志就说：“你报告中央好了！”往往弄得不欢而散，各行其是，的确影响工作的开展。
红一军成立后，决定由我带红一师向平汉路出击，军长许继慎率军部去商南、皖西向二、三师传达中央和特委的决定，整编队伍。许继慎也是黄埔第一期的，但我俩以前不认识。考虑到沿途有敌军和民团袭扰，二师过去又发生过枪杀二徐的事件，经前委同意，我们派王宏恕带一师师部手枪队的四五十人护送许继慎。他到商南、皖西后，顺利改编了部队，带领红二、三师打了金家寨，占领了霍山，打了土匪鲍刚，取得了很大胜利，有力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的局面。
不久，我们又看到了党中央三月二十二日致鄂豫皖特委的指示信，“左”的气味更浓了。信中对什么“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城市工作”、“平汉铁路罢工”等，讲得很多，而对农村如何搞根据地，如何进行土地革命，扩大游击战争等，讲得极少。指示信还批评鄂豫皖边特委的路线“整个是右倾的”，过去实行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中立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是什么“富农路线”，“十足的机会主义”。
六月，李立三完全把持了党中央的领导权，“立三路线”在全党占了统治地位。当时，“长江总行动委员会”业已成立，积极贯彻李立三的一套。他们给鄂豫皖边区的任务是：迅速发动武汉周围的地方起义，配合“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切断平汉路，以进逼武汉，并准备联合红二军和红六军进攻武汉。胃口的确是够大的！要实现这个计划，说实在的，没有几个军无论如何是不行的。而我们名义上是一个军，实际才两千来人。作计划，给任务，不度量实际可能性，一味充满大干的幻想，这叫主观主义、冒险主义。
西出平汉铁路，我们去了。但是，要打武汉，却没想过。就那么一点力量，怎么个打法？！起初想，能打到外线去，搞到一二千条枪就满不错，谁还敢想去打武汉！要不是傻瓜，是不会干那个事的。如果叫一个人背五百斤，背得动吗 ？背不动，他自然就不背，这是常识。
红一师第一次西出乎汉路在六月间。首先袭占杨家集车站，消灭川军郭汝栋部两个连，我四队队长杨先圣在战斗中牺牲。战后我军移驻黄柴畈，将后方赤卫军补来的三百多人及数十名俘虏兵编入红军，改编红一师的五个大队为三个支队，辖十二个大队，另有一个师直特务大队。全师共一千二百余人。下旬，郭汝栋从广水派出一个团进至杨平口以南的郑家店，另一个团也从花园进至小河溪，企图寻找我们作战，进行报复。
我们接到孝感县游击队派人送来的情报后，决定采取诱敌伏击的战术，在杨平口附近消灭郑家店之敌。
杨平口虽接近平汉线，但地方党的组织较强，群众条件较好，地形也利于红军隐蔽和出击。这是我军第一次伏击敌人一个整团。师部召开干部会议，进行部署，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服从命令听指挥，带头冲锋陷阵，打好这一仗。二十八日晚，部队从黄柴畈出发，经半夜急行军，在杨平口附近与孝感县游击队会合。根据那里的地形条件，将主力隐蔽在杨平口以北、溃水东岸的傅家湾、新寨一带的山地，布成口袋阵势，派出师直特务大队及孝感游击队一部，前去郑家店吸引敌人。
次日上午，我诱敌部队在郑家店与敌接火。敌发现系小股部队，遂倾巢而出。我特务大队和游击队边打边撤，敌紧迫不舍，终于进入了我军伏击圈内。十时左右，我们下令攻击，埋伏在周围山峦上的红军主力，俯冲而下，将一团敌军切成三段。敌遭此突然袭击，慌乱不堪，首尾难顾，先头营和后卫营被我们迅速歼灭。中段的一个营在敌团长带领下，抢占傅家湾以东的高地，被我军团团包围。经数次猛攻，配以战场喊话及派出俘虏劝降，敌团长见无路可走，遂令部队交枪投降。
这一伏击战，我们是硬着头皮打的。因那时部队从未打过这么大的仗，我心里也没有十分把握。战斗中，我和参谋长刘英，分头带着部队向前冲杀，各级干部身先士卒，所以战斗发展比较顺利。历时四个小时，计毙俘敌一千二百余人，缴枪千余支，取得了鄂豫皖红军成立以来首次歼敌一个整团的重大胜利。战后，我军重返黄柴畈休整，将红一师扩编为三个团，每团二营，每营三个连，人数达一千五百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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