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黄埔时集体加入了个国民党。当时就有人劝我加入共产党，但我不愿当“跨党分子”，搞两重身份。当然，主要还是头脑里信仰三民主义，对共产主义缺乏深刻认识。来到武汉军校不久，又有同事问我：现在许多人加入了CP（共产党），你呢？我说：我还没想好。他说：是不是不想做“跨党分子”？别太清高了，跨党有何不好呀？其实，我不是清高，而是不明白跨党是怎么一回事。我以前曾幼稚地认为，一个人要么信仰这种主义，要么信仰那种主义，总不能“脚踏两只船”，同时信仰两种主义。后来才知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国共合作的需要，并非放弃自己的信仰。
究竟是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这时已是我日思夜想的中心问题。形势所迫，不想不行。以前在黄埔时读过一些共产主义的书报，有点印象，但理解不了，也没认真思考过。经过几年的颠沛流离，耳闻目睹军阀混战、国民党腐败、人民遭殃等现象，使我不得不想，而越想则越觉得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国民党不如共产党。
常来常往的一些共产党员，给了我很大启示和帮助。他们大都是黄埔同学或山西老乡，又是活跃分子，如樊炳星、杨德魁、吴展、李楚白、贺昌、程子华等，我们常在一起聚谈。樊炳星是黄埔四期的学生，学经济科的。杨德魁是黄埔第三期毕业生，武汉工人纠察大队副大队长。李楚白在我们队里当司务长。吴展，任过黄埔军校警卫营长，在武汉军校当队长。
贺昌很早就加入共产党，当时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北省委书记，山西离石人。我当队长，薪水多些。每到发薪后，大家就让我请客，凑在一块儿，到饭馆吃点鱼呀，肉呀，鸡呀，蛋呀，改善改善生活。有时也到茶馆喝清茶。这种聚会，几乎每星期一次，无形中成了固定的联络形式。聚会时，各人都谈理想，谈志向，谈对人生和时局的看法，谈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兴之所至，各抒己见，有时甚至争得耳红面赤，象吵架似的。我不太爱讲话，听得多，说得少。但是，交谈和辩论，却使我获益匪浅。我原来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一些模糊认识，逐步得到了澄清。
为了系统地了解共产主义，确定自己一生的奋斗道路，我还搜集和阅读了一些共产主义的书籍。
白天工作特别忙，就用晚上的时间看书。象列宁的《二月革命》、《远方来信》、《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李季的《通俗资本论》以及《社会进化论》和其他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小册子，我都如饥似渴地读来读去。我买了一箱子书，但因工作紧张，没有读完。
经过两三个月的思索、比较、学习和同志的帮助，我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决心走共产主义道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美好、最壮丽的事业。
一九二七年三月，经樊炳星和杨德魁介绍，上级批准。
吸收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樊炳星给我看了党章。记得党章上写了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等，印象最深的是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流尽最后一滴血。入党后，我才知道恽代英、陈毅同志是军校党的负责人。有天，我接到组织上的通知，去蛇山西面的粮道街中央机关开会。会议由孙永康主持，施存统讲了话，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还提到了打夏斗寅的问题。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聆听重要政治报告。我为自己能够成为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一名战士，而感到自豪和光荣。
§白色恐怖下
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蒋介石正磨刀霍霍，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把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淹没在血泊之中。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终于撕下了“革命”的假面具，在上海大肆屠杀、逮捕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四处“清党”，扼杀革命力量。此后，内战代替了国共合作，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
武汉的形势也日趋紧张。以汪精卫为首脑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正在积极“限共”，为下一步“反共”制造舆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助长了右派势力，使我党在敌人的进攻面前束手无策，步步退让，解除了武装。五月，原武汉国民政府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叛变，联合四川军阀杨森，进攻武汉。
为粉碎夏斗寅、杨森的进攻，由武汉军校、南湖学兵团及武昌农讲所的师生组成的“中央独立师”，配合主力部队出城击敌，归叶挺统一指挥。我们边行军，边教练作战动作。五月十六日，中央独立师赶到武汉以西的桃花镇，将川军范绍曾一部包围、击溃。接着，实行追击，经金口、紫阳、丁泗桥、通海口等地，和杨森的第九师又打了一仗，把人称“川老鼠”的杨森部击溃。我们队里有个学生在川军当过兵，他协助我指挥。我们冲进街里，“川老鼠”都跑了，一个俘虏也没抓到。叶挺的二十四师在纸坊一带也将夏斗寅部打垮。汪精卫等主张与夏斗寅议和，我们遂奉令返回武汉。
六、七月间，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勾结愈来愈露骨，愈紧密。为保存革命力量，应付突然事变，党组织决定派一部分党员去张发奎的二方面军工作。在此之前，组织上已将我调出武汉军校，等待分配。等了近一个月，党组织才通知我和一个姓杨的（我俩不认识，谁也不知谁的身份）去张发奎的指挥部工作，我任上尉参谋。临行前，党的地下“交通”给了我张纸条，上面写着“找毛泽东”。毛泽东的名字我知道，但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他。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三镇。一些党内的不坚定分子，有的逃跑，有的叛变，有的消沉；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屠杀。张发奎当时还打着“革命”的旗号，自称与共产党“合作到底”，所以我们的处境还比较安全。月底，部队开往九江。接着是八一南昌起义爆发，张发奎变了卦。那天夜里，他突然集合军官讲话，宣布说：“CP分子三天以内保护，三天以外，不负责任！”我觉得在这个部队不能再呆下去，连夜出走，转回武汉，想和党组织取得联系。但是，到了原来接头的地方，党的机关已遭破坏，空无一人。我住在一家小客栈里，又转了两天，仍无着落，便决心去上海，找党中央联系。我那时入党不久，也不知道党中央在上海的具体住址。因为没有办法，又一心要和党组织取得联系，便乘船到了上海。
上海同武汉一样，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我在黄埔江边找了一家旅馆——泰安客栈，住下后就设法找党组织。心想，万一找不到的话，只身去北方的军阀部队里做兵运工作。有天，我在街上转来转去，忽然碰上了武汉军校的李楚白，真是喜出望外。他问我到上海干什么？我讲了离开武汉军校后的经过及来上海的目的。他叫我在旅馆里等着，别到处跑，由他和组织上取联系。过了两天，“交通”便来找我，接上了关系。
我，终于找到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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