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说过，蒋介石是靠办黄埔起家的。筹办黄埔开始，蒋介石并不理解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听说蒋介石曾经提出辞去筹委会委员长的职务，还写了辞职书。孙中山当时一方面说不准他辞职，同时又想另选人。蒋介石一想不对，又答应要干了。从这事不难看出，蒋介石既不了解孙中山的建军思想，又不忠实于孙文主义。
蒋介石这个人，有他的鬼名堂。黄埔军校开课以后，他每个星期到学校来，除训话外，要找十几个学生见面，谈上几句话。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蒋介石单独见过面，谈过话，当然见面谈话的时间有多有少。他坐在办公室，要学生站在他的门外，一个个叫进去问话。我们山西的十来个人，蒋介石都单独谈过话。记得他和我谈话中，一进门就问：“你是什么地方人？”我说“山西人。”他又问：“在家都干过什么 ？”我说：“当过教员。”他边问边观察你，时而很注意听回答，时而又漫不经心，总是摆出有学问的派头。
其实，蒋介石只是日本土官学校的毕业生，到底学过多少东西，军事懂多少，天知道。因为学生多是些刚刚走向社会的青年人，当然不可能懂蒋介石那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许多人对蒋介石亲自找去谈话，虽是一般地问几句，都觉得高兴和新奇。—些有见识的同学，说蒋介石有点装腔作势，但多数人对他还是满意的。蒋介石通过这种个别见面和谈话，认识了不少学生，也拉拢了不少人。后来，蒋介石嫡系部队里的许多将领，都是黄埔生。，黄埔军校，又是左派和右派、革命和反动激烈斗争的场所。
从我们入学起，两种力量就不断较量，并且越来越公开化，表面化。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不少人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翼青年，其中党团员约占十分之一。开学之后不久，“中共黄埔特别支部”成立，即积极领导进步青年开展斗争，反击右派分子。以共产党员蒋先云同志为代表的进步学生，发起了筹备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这个联合会，于一九二五年一月正式宣告成立。名义上是青年革命军人的组织，实际上是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军校政治部联系青年军人的桥梁，是我们党对青年军人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宣传的一种组织形式。当时我和一些同学都是筹备“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积极分子，一队的同学，也大都是该会的正式成员。
蒋先云是第一队的学生，湖南新田县人。一九二一年我党成立不久，他就加入了共产党，曾领导过安源工人大罢工。考入黄埔以后，很注意学习，研究共产主义理论，我们常常看见他晚上还在灯下读书、看小册子。他斗争坚决，作战勇敢，头脑敏捷，堪称青年军人的榜样，连蒋介石也很赏识他的才干，曾要他当过秘书、警卫营长。他和我经常交谈，是我的良师益友。在一篇东征归来的文章中，他写下这样的话：“革命军自有革命军的特色”，“革命军的头衔不是赠品”，“我们希望革命政府旗帜下的军人不要作假革命军”。北伐战争时他当团长，负了伤，坐着担架指挥冲锋，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
在黄埔军校，我们紧紧团结在以蒋先云为首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旗帜下，不断地与国民党的右派和“孙文主义学会’’中的反共分子作斗争。“孙文主义学会”，是假借学习孙中山的学说为名而实则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抗的反动小集团，主要头目为贺衷寒、缪斌等，成员多系国民党右派。黄埔军校中这两个组织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蒋介石和汪精卫先是亲自出面“调解”，到一九二六年四月，竟宣布这两个组织“自行”解散，停止活动。
“青年军人联合会”虽被迫解散，但它的影响扩展到滇、桂、湘军及所设的军官学校，会员曾发展到二千多人。它所传播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思想，为广大的青年军人所憧憬。我们黄埔第一期的一些同学，所以能成为共产党员，是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影响分不开的。后来，仅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我一起工作的，就有陈赓、蔡申熙、许继慎、吴展等同志，另外，为人们所熟知的李之龙、左权，王尔琢、宣侠父、周土第等同志，也是黄埔第一期的。这些同志对我党我军的建设，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伟大的民主主义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我们是在东征的路上从油印的蓝色小报上得知这一消息的。对于这位革命先行者的去世，我们极为震惊和悲痛，不少人都哭了。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就愈加肆无忌惮地控制黄埔。黄埔军校，逐步变成了蒋氏培植个人势力的工具。
§在国民二军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不久，我即被调离黄埔，去河南冯玉祥部国民第二军工作。同去的还有和我一起考入黄埔的白龙亭、孔兆林等人。
我们去河南国民二军工作，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自己的要求。我们都是北方人，不习惯于南方的生活，老早就有回北方的愿望。一九二四年十月直奉战争爆发后，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回师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府，并与段祺瑞、张作霖组成由段祺瑞执政的“临时政府”，电邀孙中山大总统北上，共商统一大计。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发表《入京宣言》，然后北上。一时之间，“统一”在望，形势喜人。于是，我们几个山西老乡商量，想回北方去冯玉祥部工作。东征回师后，正式向校方提出了要求。
另一方面，蒋介石也想插手国民二军。蒋介石视军队如生命，历来是注意抓军权的。他野心勃勃，不仅要控制黄埔和国民革命军，还想着手“改造”冯玉祥部。我们的要求正中他的下怀。当即批准我们去国民二军，还亲自召见了我们。说了些官冕堂皇的勉励的话，要我们去后可以推荐一些青年人和学生来黄埔学习，以推进国民革命。蒋介石借革命以营私，我们当时识别不出来。批准我们去北方工作，心里是高兴的。
到了国民二军，我被分配在河南安阳的第六混成旅。先任教导营教官，后任参谋、第二团团副等职。旅长叫弓福魁，也是山西人。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夏，我随这个部队辗转各地，度过了一年的时光。
国民二军，原系河南胡景翼的部队，胡曾跟随过孙中山，属冯玉祥系。冯玉祥倒戈推翻曹锟、吴佩孚政权后，与胡景翼、孙岳决定，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冯、胡、孙各直属部队分别编为国民一、二、三军。冯玉祥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任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任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一九二五年四月，胡景翼病逝，二军军长由师长岳维峻接任。我去的时候，岳维峻已开始大规模地扩充队伍，不到半年，即号称二十万之众。
那时的军阀部队时兴易帜。把北洋军阀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国民革命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再改一改番号，就成为革命军了。实际上是有名无实，换汤不换药。我在第六混成旅，看到的多是些腐败现象。军队没有固定的军饷，靠各显“神通”，捞外块。贪污、吃空名子、抢老百姓的东西、糟踏妇女的现象，司空见惯。与黄埔学生军的革命精神，不可同日而语。
在安阳，我除了从事军事工作外，还常到驻地附近的安阳中学去活动，同六河沟煤矿的工人也有接触。宣传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打倒军阀列强，搞点军事训练，并陆续介绍了几十名青年学生去广东投考黄埔军校。后来我在东江搞游击战争，遇到位姓郭的营长，就是这批人中的一个。安阳也有共产党的活动。安阳中学教员罗任一，是日本留学生，我认识他，常到他家里去，以后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我印象最深的是参加“五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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