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〇年十月九日
我拜会了奥地利很有势力的联邦商会的老资格的会长萨林格。他在1964年12月10日在维也纳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代表签订了关于推动两国经济关系并互派商务代表处的协议，并且在第二年中第一次访问了我国。在这一个月前，促进会在罗马也同意大利对外贸易协会签订了互派商务代表处的协议。当时，在西欧地区只有法国已同我国建交，其他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建交，互换商务处是一个突破。
萨林格对我说，他非常高兴能为促进两国关系作出了贡献。在签订协议的第二年中，他率领第一个奥贸易代表团访问了中国。他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而且还是唯一的奥地利人见到了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他对周总理和陈毅部长的印象都非常深刻，周总理问到他为什么奥地利的国营企业很多，而且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例，使他大吃一惊，周总理对一个小小的奥地利的情况了解得这么多。陈毅部长的元帅气度和对国际形势的高瞻远瞩，令他至今难忘。他回国后，还专门出版了一本他访华的画册。他到我拜会他时已访华了7次。
他接着同我谈了他对两国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很多意见。他说，自两国1964年签订协议以来，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发展很慢，当然在“文革”时也难，但现在进展仍不大，这几年来你们有20多个代表团来访问过，很多个是由部长率领的，提出了30多个项目，有的还签了意向书。可是，到现在连一个都没有实现，我们的企业写信打电传去，也派人去催问，大都没有答复，有答复的也是一些敷衍之词。他有些生气地说，我们的企业已花了很多的钱，不少已根据你们的意见做了项目的规划，甚至翻译成了中文。“过去谈过的30多个项目中只要有一个实现就可以了。”
在这种场合下，我们有外交经验的同志特别是大使都知道是很为难的，对方讲的确实都是事实，而自己心中没有多大的把握，但仍必须作些合理的解释。当然，这是我第一次拜会，还可以向对方作些解释，并且向国内有关部门报告。但如果国内企业仍不答复或者敷衍一番，我这个大使还只是作一般性的解释就很不好办了。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许多代表团组到国外参观考察，这是很好的，但由于“文革”的长期闭塞隔绝，我们的同志到国外后看到一切都很新鲜，都想引进，而没有考虑是否可行，有无能力，在没有向国内上级请示报告的情况下就贸然向对方提一些项目，要人家做这做那，甚至同对方签了意向书，从而造成了被动。过去，周总理常说，在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上，我们要重合同，守信用，一定要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现在，这样的事情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有所增加，常常给使馆工作造成困难。外交工作要为国内的经济发展服务，但也要有国内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合作，才能把工作做好。
萨林格虽然有不少意见，但对我国是非常友好的。他已70多岁，前几年中了风，走路已有些不便，仍去我国多次，接见几乎所有的我国的代表团。他送了我两个有莫扎特、贝多芬肖像的小瓷盆，风趣地说奥地利是音乐之乡，大使要紧张工作，也要听听音乐，才能工作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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