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1月16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央作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指示提出了解陈伯达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要进行检举和揭发，将揭发材料妥送中央，并号召全党全军立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12月16日，毛主席对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作了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12月18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说：“什么‘四个伟大’（指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作者注），讨嫌！”
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主席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的，‘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四个伟大”是林彪提出来的。毛主席的上述讲话显然是批评林彪。“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几次表示过对“四个伟大”提法的态度。我记得毛主席1967年2月3日会见卡博、巴卢库时，就说过：“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还有一次，可能是1968年元旦前夕，要发表一篇元旦社论。社论的草稿上提了“四个伟大”，毛主席不同意，他让我拿着社论的清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文元删掉。我问毛主席，“四个伟大”您就不留一个？主席想了想说，那就留下一个吧！我又问留下哪一个。毛主席说，我是当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其实导师就是教师，不过比教师高明一点。我到钓鱼台找了陈伯达、姚文元，让他们按毛主席的意见圈掉了。
12月19日，毛主席对周总理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提出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黄永胜、李作鹏应同李德生、纪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12月22日至翌年1月26日，召开了华北会议，对陈伯达进行揭发批判。
华北会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参加了，我也去了。
去参加会议前，我请示毛主席：“我要不要发言？”
毛主席说：“你现在是明白人了，为什么不发言？”
我说：“我先写一个东西给您看一看，不要又搞错了。”
毛主席说：“不用写了。根据我与你几次谈话的情况，我看你的思想已经通了。你讲吧，讲错了，回来我们再商量，再批判嘛！”说到这里，毛主席哈哈大笑起来。
1971年1月8日，毛主席对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作了指示：“林、周、康三同志：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请你们看一下，是否可以转发全军。如同意，请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讨论、通过，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发出。除军队外，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也要发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1971年1月9日，中央军委召开一百四十三人参加的批陈整风座谈会。黄永胜等人既不真正批判陈伯达，又不作自我检查。毛主席对黄等人的态度不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月26日，中央发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
在华北会议结束前（指1970年12月22日至1971年1月下旬召开的华北会议——作者注），毛主席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措施，即1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在这个命令宣布之前，毛主席曾找李德生同志谈过话。
军委座谈会和华北会议前期，都没有开好。对此毛主席进行了批评。2月19日，毛主席在关于开始批陈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说：“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会议前期，批陈不痛不痒。”
2月20日，军委办事组根据毛主席批评军委座谈会不批陈的问题，写了一个检讨报告。毛主席在这个检讨报告上又批示说：“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毛主席在这个检讨报告上还批示：“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毛主席对黄永胜等人不做自我检查，不认真批陈是抓住不放的。
与此同时，毛主席又强调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认真学好马列著作。3月15日，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文批示：“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只在十八页上去掉一个词，以便突出马列。十七页上已有了这个词，也就够了。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黄水胜、邱会作、李作鹏等迟迟不肯承认错误。不肯作自我批评，直到1971年3月才交出书面检讨。尽管如此，毛主席对他们承认错误作出检讨的行动，仍采取了欢迎的态度。
毛主席看了黄水胜、邱会作、李作鹏的检讨后，于3月24日在黄永胜3月21日的书面检讨上作了如下批示：“黄水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只在黄的第二页上有一个注语，请各同志注意。”
黄永胜书面检讨的第二页上有段话“过去我对反党分子陈伯达这个人有迷信，被他所渭‘天才理论家’、文化大革命‘有功’、‘小小老百姓’等假象所迷惑。”毛主席对这段话批注：“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3月30日，毛主席又对刘子厚在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检查作了批示，指出：“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月19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毛主席还在刘的检查的最后一页批示：“这还只是申明。下文如何，要看行动。”
4月15日至29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参加会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99人。29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在汇报会上作了总结。
4月18日，我在这个汇报会的华北组小组会议上又作了第三次检查。我把当时检讨的内容抄录如下：
我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全会期间和全会以后，经过主席多次谈话，对我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和亲切的教育，每次谈话对我的启发都很大，教育都很深。回京以后，又带着自己的问题，进一步学习了主席的光辉文献《我的一点意见》，学习了马、列和主席的几本著作。遵照主席“在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我同中央办公厅和警卫局、警卫团的同志们一起揭发批判了反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罪行．同时．也在会上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由于主席的教育，政治局同志的帮助，使我进一步认清了陈伯达的反革命本质，进一步认识了自已错误的严重性，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主持下，会议开得很顺利，气氛很好。但是，会议刚开了一天，陈伯达在他的反革命野心的驱使下，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以伪装的面目出现，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打着红旗反红旗，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妄图实现他反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主席很快识破了陈伯达的反革命面目，适时地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这篇光辉文献，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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