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到的训练风格
孙国华忆起二十多年前开始跟从田长霖教授做研究时，田长霖通常指示他去读论文，再向他做报告。一次，孙国华自认详读及了解论文的内容后，兴高采烈地去向老师报告时，没想到会被他老师“痛责”得体无完肤、面红耳赤。
“我心中暗想，他问我的问题，多半是论文中没有的，也是我从没想过的，我怎能回答得出来呢？”
孙国华被“痛责”后，常回到实验室内，闭门“思过”，彻夜不眠，觉得自己学问太肤浅了。在多次冷静思考中，慢慢理解田教授“爱之深，责之切”的心情和他研究的方法。
“在博士研究工作的早期，他磨练学生的重点是，一定要培养出独立思考及推理的能力；在研究中，开创出突破性的独创思想及概念。”
这种突破性的创新思想非但不能抄袭别人，而且必须经过严谨的思考程序，才能由“概念”演变成“物理模式”，而此种“模式”的好坏，不但要将它用数学方程式解出，更需要和实验数据比较后才得知。两者不合时，就必须从头开始，再回到“概念”的阶段去思考。不过，这样一个周期下来，可能就已过掉几年了。
博士班学生最怕的就是因“概念”不对而弄错了“模式”，或做出一个太复杂而难解的“模式”，如此一拖就六七年了。田长霖的教学重点就是利用严厉的质询，找出学生在思想逻辑上的缺失，督促改进，并严格要求学生找出问题症结，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到最后的“验证”阶段方可罢休。
从畏惧到感谢
有一阵子，孙国华因怕被田长霖“责备”，甚至刻意回避他经常路过的校园小径，以免撞见他；也常把自己关在实验室内，有系统地去思考每一个被他问倒的问题。慢慢地，他终于领悟出，田教授问的问题总是跑在自己思考范围之前，所以才无法给以答案。 于是孙国华开始从最初的问题源头重新去思考， 经过“推理”、“概念”。“模式”、“数学分析”以及到最后的“验证”过程，做整体的反复练习。
这段时间，孙国华不但是图书馆的常客，也常把实验室当成寝室，累了，趴在书桌上就睡，醒了，赶快再念，也不知外面是白天或黑夜。为了怕再被田教授问倒，他反复推敲田教授可能会问到的问题，并事先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答案找出了，才敢再去向他做进度报告。
在田教授持续的磨练及指导下，“责备”之声愈来愈少了。
“在我做完报告后，看到田教授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我才开始觉得我的博士学位有望了。”
孙国华记得刚进柏克利加大时，中国同学们经常幸灾乐祸地说：“孙国华是田教授的学生，他真惨！”三年后，当他学成离校，经田教授的推荐，已有一份很好的工作等他去报到时，同学们又羡慕地说：“孙国华真幸运，做了田教授的学生，老师对他真好！”
田校长的61个博士学生中，孙国华还破了一项纪录，他是田校长第一位结了婚而能念完博士的学生。事后其妻唐梅玲曾以玩笑的口吻对田校长夫妇说，为了支持他念书，她曾经在家中独自一天看过三部电视影片，也为人带过孩子、理过家和做夜晚加班工作，以补贴每月300 元不到的奖学金。因此她要求田校长也颁给她一个“鼓励大夫”（Push Husband to Degree）的PHD学位！
十多年后在一个聚会中，田长霖曾打趣道：“当时我的作风的确严厉了些，学生们课业重得不敢结婚，只好同居，后来我不得已只好改变了做法。”孙国华与唐梅玲回味当时在柏克利加大做学生时，经济上虽无基础，但也是日子过得最单纯、最快乐的时光。
人间难得一见的寿庆
1995年初，为了祝贺老师60大寿，孙国华与其他七位田长霖的学生策划了一项学术发表会。在他们的心目中，田长霖不只是令人尊敬的恩师、挚友，更是杰出的科学家、杰出的教育家。
1995年11月14日，一项名为“庆祝田长霖60大寿学术发表会”，在柏克利加大贝泰中心隆重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共发表66篇科学论文。二百多位朋友、学生与眷属们，从世界各地赶到柏克利加大，呈献了一本长达550 页精装成册的论文集，封面上印着田校长的照片、中英文签名，上面写着：“恭贺田长霖校长热传学成就的学术发表会”的英文字样。
参加庆祝活动的嘉宾包括：俄国科学院院土、中国大陆科学院院士、日本科学院院土，也有来自德国、罗马尼亚、澳洲，与美国各大学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为田长霖校长庆生的构想，最初只想做成十几名学生的小聚会。后来一联络，发现世界各地的学生们都想借此机会表示对恩师的敬意，结果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庆典，确是人间难得几回见。
庆生大典中还有一场令田长霖惊喜的致敬仪式。一百五十多名学生代表签名赠送“学术论文集”、一幅画满桃子的桃树、用中文写着“桃李满天下”字样的“Family Tree ”画作、日本机械工程学会热学分会致赠杰出国际奖。这些，都充分展示了田长霖36年来作有英才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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