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表示“歼敌良机已至，甚好甚慰”，指示：“预备部队或钳制部队如有可调者，望张邓谭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92页）。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华中野战军政委谭震林率领第五旅和华中军区特务团到海安参战。
这时，国民党第一绥靖区正忙于经营“一字长蛇阵”，于8月9日、10日命令整编第六十五师经海安去泰州、黄桥接替整编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十九旅防务，又令新七旅由海安东开接替整编第六十五师一〇五旅在李堡的防务。
国民党军队频繁调动，给华中野战军造成了在运动中歼敌的大好时机。
粟裕当机立断，决心抓住这一有利战机，首先寻歼李堡之敌于运动之中。
李堡位于蒋军“一字长蛇阵”的东端，孤零零地摆了1个团的兵力。此时，蒋军新七旅副旅长田从云率领1个团来接替一〇五旅三一四团的防务，交防者的电台、电话刚刚拆除，接防者的电台、电话尚未架好，华中野战军突然发起攻击。蒋军猝不及防，阵脚大乱，一夜之间两个团被全部歼灭。接着，蒋军新七旅旅长黄伯光率领的1个团也落人华中野战军打援部队预设的“口袋”，再遭全歼命运。李堡之战，历时20小时，华中野战军歼敌1个半旅9000多人，生俘少将旅长金亚安、少将副旅长田从云。
听说抓到了国民党的将军，第一师副师长陶勇说：“物以稀为贵，找来谈谈。”
来的是少将副旅长田从云。他满头花白头发，一口云南土话，嗫嗫嚅嚅，有些拘束。陶勇请他吃过饭以后，话才慢慢多起来。
陶勇问：“你们怎么一下子把兵力拉得这么散？”
田从云答：“海安打得正热闹，谁知你们到哪里去了。各部向上报，消灭贵军多少多少，算起来总有两三万。上面说，‘苏中共军一败涂地，主力一师、六师下海北逃’，忙着要我们占地方，说是‘巩固收复区’。地方这么大，兵就这么多，一撒开可不就散了。”
“我们这次过来，难道你们一点也没有察觉？”
“情报失灵嘛！我们一过来，老百姓躲得老远，耳不聪，目不明。”田从云叹了口气说：
“老百姓躲开倒也罢了，遍地是民兵，分不清哪个是兵，哪个是民，到处打冷枪，到处抓我们的谍报人员、坐探，捉得一干二净，去一个捉一个，去两个捉一双。唉！我们成了睁眼瞎了，哪能不打败仗！”
这个少将一番话从反面说明，人民战争确实是威力无比，粟裕的决策和指挥确实是料敌如神，所向无敌。
海安、李堡两次作战进程中，也始终伴随着不同意见的讨论。讨论的问题，依然是内线歼敌和外线出击的利弊得失，以及与此相关的华中野战军主力使用方向问题。
宣泰、如南两战以后，进攻华中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受到一定打击，但在数量上仍然占有很大优势。他们在东面继续进攻海安，西面突破了淮南，北面则向淮北进犯，华中形势日趋紧张。
粟裕分析敌我双方态势，总结前一段实践经验，认为要粉碎敌人的进攻，更多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必须在主要作战方向上集中更大的兵力。因此于7月25日向华中军区、陈毅军长、中共中央报告：“我们经十天或半个月之休整与兵源及干部补充，尚可再战。但以当面尚有顽十师（旅）之众，而我们仅能集中三万五千人（官兵在内）之野战军于一个突击方向，于短时期中恐难使战局打开更大局面。现目前我淮南部队形势，很难保住天长与盱眙。果若如此，则淮南仅以少数坚持即可。故建议在淮北战役尚未大打时，仍将五旅调至苏中参战，比留淮南更为有效。如何？盼考虑。”
这时，陈毅为执行外线出击的作战计划，已率领山东野战军主力从鲁南到达淮北。接到粟裕的电报后，陈毅于7月27日复电，提出：“淮南五旅不改东调仍留淮南，粟部亦宜逐渐向西转移”。7月28日，再次强调，“五旅不宜东调，因津浦线是主战线已苦兵力不足”。
粟裕接到陈毅的复示，认为有必要向中共中央、陈毅军长、华中军区陈述自己的意见，再次提出五旅东调、集中兵力歼敌的建议，同时对“只有全面大打才能制服蒋分区蚕食的狡计”的论断表明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各战略区除在战略上应互相配合外，在战役上似不应要求一定之配合（事实上也很难做到），而在单独作战，以自己力量解决当面敌人，否则会影响到另一战略区之机动。依目前华中兵力，实无法组成两个野战军。现天长、盱眙既失，五旅等部留在淮南已无大作用。因此建议将淮南主力大部东移苏中参战。只要苏中局面打开，则淮南形势亦可能逐渐改善，而后我再以主力西移，则淮南局面亦可能打开。”（《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245—246页。）
8月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告陈毅和华中军区的电报，询问：“一个月内在苏中再歼敌两个旅有可能否？如你们能在八月内歼敌两个旅，南线情况即将改观，那时粟可率主力转至淮南作战”（《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17页。）。8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宋时轮的电报，指出：“粟裕集团应否于此时调动各有利害，待考虑再告”（《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77页。）。
8月5日，粟裕答复中央军委8月2日电报的询问，第三次建议五旅到苏中参战，集中兵力在苏中大量歼敌。
在战争年代，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下级向上级提建议，同样的内容，只允许提出3次。这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了。因此，粟裕采取十分郑重的态度，使用了“斗胆直陈”的措辞。现有资料表明，在解放战争期间的电报中，这是他第一次使用这样的措词。
粟裕认为，华中野战军主力的使用方向关系战争全局，必须慎重处理。他从三个方面权衡利弊得失：
第一，蒋介石在美帝支持下向我发动进攻，在力量对比上暂时具有很大的优势，这场战争势必是长期的，根本的问题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经过8年抗日战争和日本投降后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我党已建立大块的巩固的根据地，在内线同敌人作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这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中央军委7月30日曾有电报指示：“总以打胜仗为原则”。从这个原则出发，我军在战略防御阶段以执行内线歼敌方针，推迟外线出击时间为有利。充分利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多打些胜仗，以大量歼灭敌人。
第二，战争初期，各主要作战方向，应充分利用内线歼敌的有利条件，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那里打仗，各战区之间有战略性的配合，不宜过早作战役性的配合；如果急于作战役性的配合，我军兵力作更大的集中，则敌人兵力也将随之作更大的集中，对我各个歼敌不利。在兵力对比敌优我劣的情况下，过早地进行大会战，我们是难以有胜利把握的。在战争初期，我军兵力应该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我军指挥艺术的提高，和战局向我解放区纵深发展，而逐步集中，由1次歼敌1个旅，逐步集中兵力发展到1次歼敌几个旅，这样比较有利。
第三，从当面实际情况看，在苏中打歼灭战的条件较淮南为有利：1．苏中敌军已遭我几次打击，与淮南之敌比较是弱军，有利于我继续歼击。2．由于淮南解放区已被敌人突破，如主力向西，必须首先打下盱眙、天长，以开辟战场，需付出一定的代价；如舍盱眙、天长不打而直趋铁路线，则战场狭小，不利于我军机动，后方亦不安全。3．淮南正值雨季，大雨滂沱，平地积水甚深，部队运动及粮弹运输供应比苏中困难。（《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382—383页。）
根据以上分析，粟裕在电报中提出：“在五旅增到苏中条件下，于八月内再歼敌人两个旅是有把握的。如五旅不来，而仅以现有兵力作战则感到吃力，对九月份战斗亦将有影响，且对苏中局面不能得较快的好转”。因此，
“要求五旅及特务团仍东调参战，以期早改变苏中战局，以便主力西移。否则淮南、苏中均成僵局，于整个战局亦不利。斗胆直陈，尚祈明示。”（《苏中七战七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164—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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