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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

  12月25日夜晚,阴云密布,细雨蒙蒙,是一个不利于攻城的天气,粟裕出敌意料命令部队发起猛烈攻击。攻击部队首先突破南门,攻人城内进行巷战。在城西北方向,担任攻城突击队的是著名的“老虎团”第七团,最先登上城墙的是该团的三连一班。班长袁金生带领全班隐蔽地接近城墙,冒着敌人的猛烈射击和钩镰枪的推刺,踏着摇摇摆摆的毛竹云梯,奋不顾身地登上3丈多高的城头,与日军展开了惊心动魄的白刃战,打垮了敌人的多次反扑,保证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从突破口进入城内。第二天拂晓,粟裕从突破口登上城头。他翘起大拇指,表扬第七团指战员:“不愧为老虎团!”对袁金生说:“好样的!英雄!”在战后召开的庆功会上,粟裕宣布授予袁金生“华中军区特级战斗英雄”称号,亲自给他戴上了大红花。

  经过一夜又一天激战,加上强大的政治攻势,日伪军终于宣布缴械投降。粟裕指示,受降仪式由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韩念龙主持,在日军司令部举行。粟裕跟随部队进城,在夜幕中悄悄来到受降现场。他一进人日军司令部大院,看到一个日本军人正在焚烧文件,立即走过去用脚把火踩灭,吩咐侦察参谋张焕文立即收缴敌人的一切文书资料,任何人不得销毁。看到我方战士为搬运武器与日军发生争执,他立即指示作战科长严振衡前去处理,规定一切枪械弹药均须造册点缴,受降后再行分配。受降仪式结束,粟裕不声不响地离开大院。这一切,不仅日军指挥官不知道,连主持受降的韩念龙也没有发现。3天以后,粟裕接见缴械投降的日本军官,人们才得知此事。日本军官惊讶异常,连连表示:“不胜感激之至!不胜荣幸之至!”日军司令官岩奇学大佐双手捧起一把紫光闪闪的指挥刀,向粟裕深深地鞠躬,说道:“谨将这柄远祖相传的紫云刀敬献给久已仰慕大名的中国将军!”

  攻克高邮之战,歼灭日军官兵1100多人(内生俘931人),歼灭伪军第四十二师师长王和民以下官兵5000多人(内生俘3942人),缴获各种炮61门,各种枪4308支,并且击退了自扬泰线增援的蒋军和日伪军。

  高邮邵伯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抗日战争期间一次战役歼灭日军人数的最高记录,打破了蒋军“开锁进门,长驱直人,直捣两淮”的企图,大大改善了华中南线战略态势,为后来的苏中战役创造了良好的战场条件。

  当高邮战役将要结束的时候,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山东临城以东的枣庄、峄县地区进犯。新四军军部决定在临城地区组织决战,命令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入鲁参战。

  1946年1月4日,华中分局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和陈毅,再次提出组织陇海路东段战役的建议。

  这份建议电,首先全面分析了华中敌情,认为“华中徐州之顽第一步是人鲁,但在人鲁不成时,则向运河线夺我两淮地区,海州之五十一军,可能加上其他,以便由灌云南下,占我涟水,将我盐阜、淮海分成两块。顽这一企图受我阻击,要在十五号以后才能部署完毕”。因此,建议:“为打破顽之企图,在主要方向采取先发制人手段,除六纵北上外,决以八、九两纵,于十号或十二号,开始对陇海路东段大破击战,淮海、盐阜各抽三个地方团参加。完成任务后,再向东集结,以巩固盐阜地区,求得控制二百里以上之铁路线在我手,吸引顾(祝同)顽出击,求得消灭他一二个师,直接配合鲁南决战”。

  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批准华中分局的建议。

  粟裕率领刚刚参加高邮邵伯战役的第八纵队和特务团,日夜兼程北上,集结于宿迁以北地区,准备发起陇海路东段战役。接到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的复电,已经是1月10日。时间紧迫,来不及发布书面作战命令,就向第八纵队和盐阜区首长当面下达作战任务。

  此时传来消息,国共两党停战协定将于1月13日午夜生效。蒋介石连发两个密令,要国民党军队“星夜前进”,“抢占战略要点”。粟裕原计划于1月13日晚发起战斗,“为能在停战命令下达后五天内仍能达成控制陇海线与打通华中与山东联系”,决定于11日晚提前发起战斗。

  1月11日,粟裕派作战科长严振衡骑自行车赶到第九纵队,向张震司令员当面传达作战命令,告诉他停战令将在13日24时生效,在停战令生效前首先要把陇海线东段两头的日伪据点拿下来:九纵打掉曹八集等日伪军据点,同时切断通往徐州的电话线路;华中军区教导团攻占新安镇以东的日伪军据点;然后派主力部队控制曹八集到新安镇的铁道线。如果国民党军队来攻,立即自卫还击。

  陇海路东段战役,经过3昼夜激战,歼灭日伪军1900多人,拔除了从曹八集到白塔埠的全部日伪军据点,控制了陇海东段铁路线300余里,使华中和山东两大战略区连成一片,为华野、山野纵深迂回、南北机动、协同配合,为后来举行宿北、鲁南等大歼灭战,创造了有利的战场条件。

  战后,粟裕在一次谈话中谈到陇海路东段战役的战略意义,指出:“这一仗打通了华中与山东的交通线,非常重要。如果敌人大举进攻陇海线,我军就可以一部正面守备,主力摆在两侧。”他两手环抱,然后作出一个斩杀动作,坚定地说:“那时,我军从两侧出击,消灭他!”

  显然,粟裕建议发起陇海路东段战役,是从整个华东战场(而不是只从华中战场)的全局利益和长远的战略需要出发的,是从日后进行大兵团运动战的战略要求出发的,表现了他驾驭全局、掌握未来的战略远见和战略才能。

  五、当和平烟雾弥漫的时候,粟裕指出:这场内战可能一直打下去,直到打出一个新中国。

  1945年底到1946年初,中国局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蒋介石反动政府,3个多月来,在向解放区的进攻作战中连连失利,损兵折将,内外交困,迫使他不得不改变策略,实行缓兵之计,散布“和谈”烟幕,以争取时间,赶调军队,调整部署,进行全面大打的准备。

  共产党打了不少胜仗,仍然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毛泽东多次声明,打是为了和。即使是短暂的和平,也是对人民有利的,也要争取。因此,决定抓住有利时机,发动和平攻势,迫使蒋介石回到谈判桌上来。

  中国内战的发展趋势,也使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坐卧不安。他们认为,蒋介石非但不能在内战中取胜,反倒有在内战中垮台的可能。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并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企图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

  12月27日,中断一个多月的国共谈判再度恢复,先后达成停战协定、政协协议,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线和平民主的曙光,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

  但是,这种短暂的和平很快就被蒋介石的战争行动破坏了。停战协定生效后,他不仅在东北大打出手,在关内各地也不停地发动进攻,出现了和战交织、边谈边打、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复杂局面。

  当时的中国,和平烟雾弥漫,内战乌云翻滚,形势变幻莫测,令人眼花缭乱。

  在这种情势下,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正确处理和与战的关系,这对每一个领导者的政治洞察力和战略远见,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粟裕在和谈与内战交织的岁月里,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无论是对干部作报告,还是对记者发表谈话,从来是讲两点论,既指出有争取和平的可能,又指出存在内战的危险。特别是在内部讲话中,他更加明确地指出,蒋介石“十年围剿”、“八年磨擦”、三个月局部内战的历史告诉我们,他是千方百计要削弱和消灭我们的,今后也决不会让我们存在下去,是一定要跟我们打内战的。只有把他彻底消灭掉,才有真正的和平与安宁。一方面要看到,经过斗争,可能争取一个和平局面;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可能一直打下去,直到打出一个新中国。现在,蒋介石玩弄两手策略,我们也要用两手策略对付他,以谈对谈,以打对打。和得成与和不成,是中央考虑的问题。一旦打起来,打得好与打不好,我们责任在身。作为军人,必须立足于打,丢掉幻想,准备打仗。

  春节期间,粟裕从陇海路前线返回淮安,对华中军区机关和部队干部作战况报告。他说,我们从江南北撤是真诚地执行和平协议条款的,但从华中解放区周围情况看,我们必须高度提高警惕。苏中、淮南解放区境内,没有缴械投降的伪军均已戴上国民党军队的帽徽,还不断向我解放区挑衅。陇海前线被我军抓获的伪军,也自称他们不是“和平救国军”,而变成“国军”了,并说他们长官讲要把共军统统赶走。这个俘虏讲的是真实情况,国民党军队里就是这样宣传的。我们真诚拥护和平,但要密切注意蒋介石搞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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