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10日，在海安县城以东的角斜旧场召开第一师直属队干部会议，粟裕作《由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的一些问题》的报告。他从战略的高度分析苏中面临的形势和战略转变的必要性，全面阐述实行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和战术上一系列转蛮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强调“一切工作深入农村”，“一切’工作适于游击战”，“一切工作为了发动群众抗敌”，“一切工作为了保障抗战胜利”，“一切工作转入下层”，“一切工作要求实际具体”，“一切工作要有准确性”。在作战方法上，要实行由运动战到游击战的转变，采取“敌进我退（进），敌驻我扰，敌大我避，敌小我欺，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原则。他说，现在敌人占了城镇和交通线，广大的农村仍然在我们手中，广大人民群众站在我们一边。我们要适应新的形势，深入农村坚持长期斗争，把游击战打得热火朝天，像春节放鞭炮一样遍地开花、处处响枪。这样，敌人虽然占丁点线，却无异于把圈套套在自己脖子上。我们要下定决心，坚持斗争，积小胜为大胜，夺取最后胜利。我们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充分认识苏中抗日斗争的深远战略意义。苏中处于长江下游，面对敌人的统治中心南京、上海，隔着一条长江同敌人唱对台戏。这个对台戏是很精彩的，我们这里打一个胜仗，消息很快就传到南京、上海，政治意义太大了。将来大反攻时，我们要像打鱼一样，在长江口上张开一张大渔网，把从长江逃跑的敌人统统收罗起来。
干部们反映，粟裕的报告高屋建瓴，说理透彻，生动具体，听了以后头脑清醒，方向明确，精神振奋，提高了实行战略转变的自觉性和坚持长期斗争的信心。
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粟裕同苏中军政党委员会诸同志一起，领导苏中党政军民及时主动地实现了这一战略转变，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随即全面深入地开展起来。
在军事斗争胜利的鼓舞和掩护下，苏中各地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工作迅速展开。粟裕率领一师指战员，同党政机关干部一起，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和群众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地方武装，发展统一战线，团结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和开明士绅一致抗日。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苏中区党政军在广大农村立足生根，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县一级地方武装发展到10个团6200多人，脱离生产的民兵自卫队发展到近万人，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16万人，开创出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的新局面。
粟裕在回忆这一段战斗历程时说：“在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在形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比较主动、适时地完成了工作重心的转变，并且在农村中站住了脚，为对付以后日军更频繁、残酷的‘扫荡’作好了准备。”（《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252—253页）
三、粉碎日伪军秋冬季大“扫荡”。敌进我进与要点争夺。
为把苏中建成基本根据地奠定基础。
1941年4月20日，苏中军区在栟茶镇正式成立，粟裕以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任苏中军区司令员。
从1941年6月开始，国内外形势和苏中形势都发生重大变化。与德国法西斯发动对苏联的战争相呼应，日本军国主义积极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侵略军加紧对中国占领区的掠夺和控制，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战略后方。在华中，它加紧“伪化苏北”的步伐，而把进攻的重点指向苏中。为此，它一面在重要村镇增设据点，修筑纵横交错的公路线，企图分割和缩小苏中抗日根据地；一面频繁发动“扫荡”，采取“铁壁合围”、“梳篦拉网”的战法，企图摧毁苏中根据地基本区，围歼新四军第一师主力。从1941年6月到1942年春天，万人以上的大“扫荡”3次，千人上下的“扫荡”10天半月1次。斗争日益尖锐激烈。
粟裕从战略全局上考虑利弊得失，勇挑重担，知难而进，把苏中当面斗争与看守好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南大门紧密结合起来，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敌人和调动敌人，敢于刺激敌人，敢于威胁敌人，以求最大限度地把敌人吸引到苏中地区，保障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相对安全，保证中共中央战略意图的实现。
7月下旬，日军南浦旅团倾巢出动，加上李长江部伪军，集中1.7万人的兵力，四路合击盐城，再次围攻新四军首脑机关。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发出了“保卫盐城”的号召。粟裕率领苏中主力部队全力以赴，除抽调第二旅专门负责保卫军部、直接协助第三师作战以外，其余部队则以凌厉的攻势，在苏中南部的泰兴、如皋、南通、靖江地区广泛出击，袭击日伪据点和交通干线，有力地打击和钳制了敌人，陷敌于顾此失彼的被动地位。又乘日军后方空虚之机，以“围魏救赵”的战法，突然回师进攻南浦旅团部驻地泰州。粟裕说，敌人集中兵力在北线“扫荡”，南线就空虚了，好比光着屁股等着挨打。我们就狠狠地打他个皮开肉绽。他指挥苏中军民奋力迎敌，在南线攻克古溪，收复黄桥，围攻泰州、泰兴，迫使日军南浦旅团南撤；在北线攻克裕华镇、大中集等日伪军重要据点，歼灭日伪军2100多人。再次粉碎了日伪军摧毁新四军首脑机关的阴谋，完成了守卫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南大门的任务。
对于第一师这种从全局出发的积极作战行动，新四军军部给予充分肯定。9月17日，新四军发言人在关于苏北反“扫荡”的谈话中指出：“由于我军在南线发动凌厉攻势，迫敌南调，我北线部队乘机大举反攻”，“敌向我盐阜区‘扫荡’之主动权完全丧失”，“军部仍巍然屹立于敌后”。
日本侵略军痛感苏中对他们的威胁极大，转而将进攻的重点指向苏中。从此以后，苏中就一直成为日军对华中地区进攻的重点。
1941年8月13日，日军集中1万余兵力向苏中地区进行空前的报复性大“扫荡”，先后占领李堡、栟茶、掘港、马塘、双甸、岔河、石港、三余、大中集、潘家鐅等集镇，袭击苏中党政机关，抢劫群众财物。粟裕领导苏中军民与日伪军展开坚决的斗争，广泛开展反“扫荡”，与各路敌人纠缠、游击，连续作战42昼夜，战斗130多次，毙伤日伪军1300多人，活捉日军14名伪军800名，毁敌汽艇30多艘。日军在大“扫荡”受挫以后转为小规模的分区“扫荡”，控制河流，修筑公路，封锁交通，把苏中根据地分割成零碎的小块，企图逐步缩小进而全面占领苏中根据地。
为了粉碎敌人的新阴谋，粟裕制定并实施了敌进我进、要点争夺的作战方针。
从9月中旬到10月初旬，粟裕先后派出3支部队，到日伪控制薄弱地区开辟新区。第一旅参谋长张藩率领第二团进入江都、高邮、宝应地区，加上已在当地的江高独立团，控制邵伯以东和高邮东南地区，建立了高宝同情区（同情区实行与中心区不同的政策，暂不减租，不收税，不改变基层政权）。第二旅参谋长杜屏率领第六团主力一部，向淮阴、宝应地区发展。第三旅参谋长梅嘉生和彭德清率领的南进支队，向南通、海门地区发展，先后作战20余次，击溃盘踞当地的伪军5个团，建立了通海、通西同情区。这样，根据地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大，打破了日伪军蚕食根据地的阴谋。
在实施敌进我进方针的同时，粟裕分析敌我态势，认为基本区的争夺和反争夺、“扫荡”和反“扫荡”将成为苏中抗日斗争的主要形式。敌人把苏中作为重点进攻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设想全区都保持相对稳定的局面，但是必须保持一定范围的基本区相对稳定。这样，才能使领导机关有相对稳定的活动地域，在任何严重的形势下都能在基本区实施对全区的不问断指挥；才能有比较巩固的后方，办学校培训干部，办医院收治伤病员，进行军需生产，为支持长期战争积蓄力量；才能相对地集结和训练主力兵团，形成有力的拳头，以保持主动权，在需要时刻，在主要方向，实施有力的突击。粟裕认为，在敌情严重的游击战争环境中，实现主力地方化，化整为零，相对地说比较容易办到，而要经常集中一定数量的主力部队在手，保持强有力的拳头，则比较困难。如果没有一块回旋余地较大的相对稳定的基本E是办不到的。也只有这样，才能由点到面逐步发展，把整个苏中建成基本根据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粟裕决定采取积极争夺、坚决反击的方针，不让敌人分割、封锁和压缩我根据地的阴谋得逞。他还认为，敌人既要分兵把守点线，又要集中兵力“扫荡”，存在着占地企图过大与机动兵不足的矛盾。这是它一个弱点。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方针和策略，巧妙利用敌人的弱点，就可以粉碎敌人的阴谋，保持基本区的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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