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绪的“围剿”动用兵力比罗卓英那次多，持续时间也长，由于粟裕领导游击战的经验越来越丰富，驾驭越来越娴熟，始终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加上别的一些因素，尽管浙南游击区的中心地区遭受了严重摧残，但是几块游击根据地坚持下来了，而且保存了较多的干部。浙南这个红军在南方的重要战略支撑点坚如磐石。
粟裕在红七军团、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及浙南挺进师（三年游击战争）工作期间，由于对左倾错误指导下的种种作法不满和抵制，与有的领导人在工作上产生了分歧，有过多次挨整的经历。晚年粟裕撰写战争回忆录，记叙了这些经历，并以求实向前看的态度和宽广的胸怀说：“当时我们都还年轻，又失去了中央和中央分局的领导，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在思想上行动上和对问题的处理上，留下不成熟的痕迹”（《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170页）。解放战争时期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是中央军区领导人，1948年4月25日他在华东野战军高干会议上说：粟裕“是多年受委屈的，是提拔得最慢的一个。他受过人家的打击，决不会打击人家”。陈毅说的这段话，既是对粟裕在上述历史时期遭受错误打击的公正评述，也是对粟裕为革命忍辱负重工作高尚品质的赞扬。
八、根据全局形势发展变化，主动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
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停战协议。周子昆报告毛泽东：“粟裕还在”。
粟裕领导挺进师主力在浙南、浙西南坚持游击战争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一步一步从东北伸向华北、华东等地。1935年的“华北事变”，使由“九一八事变”以来逐步上升的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的全民族抗战开始。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扩大侵略，淞沪抗战爆发。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在南京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30多万无辜百姓惨遭杀害。寇深祸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中国共产党尽管还在艰苦的长征途中，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年底进一步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6年12月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终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早就同中共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又单独活动的粟裕，以革命家的政治敏感和洞察力，密切注视着形势发展，千方百计揣摩和了解中共中央新的精神，以使自己的行动融人全党中心的大局。粟裕率部每到一地，就要大家广泛收集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和一些大城市出版的杂志，从字里行间了解情况，分析形势。通过各种渠道，从上海等地搞来《大众生活》等进步刊物，看到了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和1935年底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了解了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总路线，马上组织部队学习和宣传，并且发表宣言和公开信，拥护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挺进师每到一个村镇，就把大字标语写到那里，过去写的内容都是“打倒蒋介石”、“蒋介石卖国”，简短几个字，饱含着红军战士的深仇大恨。现在，粟裕让宣传员把书写的大标堵改为“联蒋抗日”。对蒋介石要联合，战士们这个思想弯子可就转得大了，连老乡也感到奇怪，一边看一边悄悄询问：“是不是写错了？”粟裕耐心地给大家讲形势课，进行教育，帮助大家转好这个思想弯子，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
1937年春，经过多方努力，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同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通过上海地下共产党与中共中央恢复了联系。但那时粟裕和临时省委失去了联系，处在闭塞状态。刘建绪对挺进师的“围剿”屡屡失败，格外疯狂。1937年4月，粟裕率领部队转移到遂昌、金华交界地区的门阵一带活动，开辟新的根据地。他们在“白砝岗”搭草篷建营。战士们白天在山上练兵，和群众一起种苞米，晚上下山做群众工作，发展党组织，有时还跳到外线袭击敌人，很快建立了以门阵为中心方圆近百里的沿铁路线革命根据地。这是继浙西南、浙南之后粟裕率挺进师在浙江建立的又一块游击根据地，并根据形势变化，在门阵采取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政策，把更多的人团结在周围。
1937年9月，金（华）衢（州）平原不时传来消息，有的说：“国共合作了”，有的说：“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真真假假，众说纷纭。粟裕分析形势，认为很可能是国共合作了。他把刘亨云找来，交给他一个秘密任务。刘亨云立即带领1个排出发了。他们身穿国民党军装，大模大样来到龙泉县溪口镇，直往镇公所里走。一个巡官模样的人迎上来，笑着问：“你们是哪个部门的，从哪里来，有什么公干？”刘亨云仰着头回答：“我们是出来剿共的，我是连长，奉上级命令，有急事要和县政府联络。”
那巡官见刘亨云口气不小，看牌牌是上尉军官，哪敢怠慢，连忙讨好地为他叫通了县政府的电话。刘亨云拿过话机，打起官腔，哼啊哈呀地问：“报上都说朱、毛红军投降了，究竟怎么回事，这共还剿不剿？”电话里传出对方声音：“现在国共合作抗日了，蒋委员长已向全国下达了全民抗战命令。共军改编为八路军，听从蒋委员长指挥了。”
侦察的情况证实了粟裕的判断，他迅速召开干部会议，研究行动部署，决定把部队集中起来，进行动员和教育。大家听说国共合作抗日了，都很兴奋，觉得1934年7月接受的先遣抗日任务，到今天就要实现了。粟裕特别告诫大家说：“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一直是工农大众的死对头。现在形势变化了，他不得不接受中央团结抗日主张，但我们千万不能放松警惕，以防发生意外。”粟裕让人把当地的保长找来，要他把挺进师的抗日宣言和通电送到遂昌县政府，要他们尽快派代表来和红军谈判，以便早日开赴抗日前线。
遂昌县长接到粟裕送来的信，9月18日便复函同意谈判，并派兵役科长朱镇山为代表去门阵。粟裕同大家一起商定了谈判的原则和条件，特别明确了必须坚持的几个重大问题，指派谢文清为代表出面谈判，自己悄悄坐在一门之隔的房间里静静地听着。
9月19日，朱镇山来到门阵。谢文清客气地把他请到屋里。谈判在门阵一家姓张的村民客堂里进行，中间一张八仙桌，两边面对面坐的是血战10年的死对头——国共双方代表。尽管是和平谈判，气氛仍很紧张，还带几分杀气。谢文清腰里别着手枪，屋外山头上加了荷枪实弹的岗哨。10年血与火的斗争，“围剿”和反“围剿”，不知有多少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牺牲在国民党蒋介石的屠刀下，大仇未报，血债未偿，今天却面对面坐着谈判合作抗日和改编红军的事来了，粟裕和挺进师官兵个个热血沸腾。但是，为了民族大义和国家大局，粟裕再三要大家克制感情，冷静处理团结抗日大事。
朱镇山首先提出，现在国共合作了，请粟师长和全体弟兄下山到遂昌城里集中，听候改编。谢文清根据粟裕预定的方案，当即严正拒绝，说：“为了共同抗日，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地方当局举行停战谈判。但国共合作并不是谁投降谁，当前我们应当以民族利益为重，合作共同抗日。”谢文清提出7早已准备好的三点意见：第一，红军游击队将开赴浙南根据地，国民政府和军队沿途不得留难；第二，红军游击队已经停止了打土豪，政府应给予补充弹药、给养；第三，合作不是投降，改编不是收编，双方是平等合作。红军游击队要保持独立性，不进城驻扎。
经过三天唇枪舌剑争论，国民党当局最后答应了挺进师坚持的原则立场和条件，表示欢迎粟师长率部下山。这时部队早已奉粟师长命令，集中在门阵组织学习和练兵，迎接民族民主革命新高潮的到来。1937年7月成立的宣（平）遂（昌）汤（溪）工委，也在向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发动群众为即将开拔的红军游击队筹备给养，缝制新衣。9月22日夜晚，国共双方代表和门阵军民在白沙庙召开联欢会，粟裕特地让人请来了木偶剧团为大家演出。山村沸腾了，乡亲们舞起了传统的“板龙灯”，百多条木板长凳连接组成一条长龙，百多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每人肩扛一条板凳，踏着锣鼓点子起舞，条条板凳上都点有油灯，远远望去，就像一条火龙在山间游动，十分壮观。
9月23日，粟裕率领红军游击队和地方干部50多人出发了，官兵们依依不舍地告别门阵的乡亲。门阵乡亲含着热泪送了一程又一程。红军游击队翻山越岭，避开大道，沿着崎岖山路南下，绕过遂昌县城，经石练、湖山、王村口、大潘坑、船寮、青田、大峃，到达飞云江南岸，和刘英派来的联络员相遇，随即一起上路，10月10日抵达平阳北港，和刘英等挺进师新老战友会合。历尽劫难，胜利重逢，刘英和粟裕两双坚强有力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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