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二纵队的行动被敌人的巡逻队发现了，双方立即乒乒乓乓开了仗。火车站的警备队听到枪声也紧急出动了，机枪“哒哒哒”地乱打，探照灯忽左忽右、忽前忽后急速乱扫。二纵队领导挑选几个机灵战士摸上去剪断了照明电线，探照灯立即瞎了眼，衢州城顿时陷入黑暗之中。城里的达官贵人、富商阔佬听到枪声已是心惊肉跳，电灯一灭更是慌作一团。守城军警漫无目的地开枪壮胆，全城格外混乱。二纵队领导命令一个排摸到城东飞机场。夜幕中的机场很快冲起一片火光，接着响起了震天的爆炸声。等到敌人接通电源，调来部队包抄，二纵队早已悄无声息地转移了。在此同时，一纵队袭击了仙居，三纵队袭击了遂昌、汤溪、金华，四纵队袭击了龙泉八都镇，五纵队袭击了龙泉、松阳。这次行动共缴获长短枪100多支，轻机枪2挺，扩充红军新战士400多人，散发标语、传单数万张。
“八一”大示威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极大地扩大了红军在浙西南新区的影响。但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也有严重的失误。粟裕以后在回忆这一段战斗历程时说：“八一”大示威，“虽然给了敌人保安团队和反动地主武装以相当的打击，但却过早暴露和消耗了我们的力量”（《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158页。）。不久，国民党当局提前集中力量对浙西南根据地进行了第一次“围剿”。挺进师遭受了严重损失。
五、面对蒋介石40个团的“围剿”，第一次提出并运用“敌进我进”作战方针。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无疑在国民党后院建起了一座革命堡垒，烧起了一把烈火。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的《东南日报》大声疾呼：“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若当局未能迅速肃清，前途实堪可虑”。
蒋介石是绝不容许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他身边立足的，迅速调集地方保安团“清剿”。保安团屡屡失败，革命烈火越“剿”越旺。蒋介石下令调主力部队人浙“围剿”。7、8月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先后任命卫立煌和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担任“闽赣浙皖四省边区清剿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闽赣浙皖四省边区清剿总指挥部”原来设在江西上饶，主要对付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后来移到福建南平，重点对付闽赣边境红军。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以后，7月下旬又移到靠近浙江的福建浦城，9月中旬进一步移到浙赣铁路上的浙江省江山县，一步步逼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这时，刚提升担任浙江省保安处长的宣铁吾，也把他设在遂昌的“浙南剿匪指挥部”搬到了龙泉，与“闽赣浙皖四省边区清剿总指挥部”成犄角之势，从西北和东南两个方向把挺进师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钳制在中间。8月23日，国民党当局“闽赣浙皖四省边区清剿总指挥部”制定了对四省边区红军游击队的《第一期清剿计划》，明确提出“以各边区大部对粟刘”，“限10月15日前全部肃清之”（《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484—485页。）。蒋介石认为，主力红军长征以后，留在南方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只不过是红军的“残余”，对他们用兵只能称“清剿”，而不叫“围剿”，以示轻视。
国民党在福建、江西、浙江、安徽四省共有63个正规团，受“闽赣浙皖四省边区清剿总指挥部”节制，归罗卓英统一指挥。罗卓英的十八军是陈诚起家的老本，装备精良，兵员充足，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后来成为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之一。黄维、霍揆彰、胡琏、阙汉骞、高魁元等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当时都是这个军的师、团长。
按照《第一期清剿计划》，罗卓英的部署是：第十四师3个团在北面，第九十四师3个团在东北，第六十七师3个团在东南，浙江省的4个保安团在南面，第三师2个旅5个团在西南，郜子举的“剿共军”第二纵队2个支队4个团在西北，动用了这样强大的军事力量，把挺进师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团团包围起来。罗卓英按照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的战法，命令各部都构筑碉堡，整个包围圈形成一个碉堡圈。从北面的溪圩到南面的龙泉，又用碉堡群把包围圈分为东西两部分。还调第五十六师的2个旅6个团，在东南方向构筑了第二道封锁线，切断挺进师向闽东、闽北转移的退路。这次“清剿”，国民党当局出动正规军32个整团近7万人，连同地主武装，号称40个团。
9月21日，罗卓英亲临龙泉“视察”，24日在丽水发表谈话，不得不承认红军在浙西南发展之迅速。罗卓英说：“当时刘英、粟裕等仅有数百人，现在统计数达3000人以上……其进展程度，比江西还要厉害”（《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478页。）明令各部队：“遵照委座（指蒋介石）历颁各项剿匪要旨……动作敏捷，勿处被动地位，致失机宜”（《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478页。）。
就在罗卓英到龙泉“视察”的时候，挺进师政委会召开会议，研究怎样粉碎敌人的大规模“围剿”。粟裕分析敌我双方力量，认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面临的形势，与当年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有很大的不同，反“围剿”的作战方针必须相应改变。他在政委会会议上详细阐述了这个观点，提出了新的作战方针。粟裕说，当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围剿”时，毛委员领导我们以运动战歼敌，开展反“围剿”斗争。尽管红军在总体上处于劣势，但是仍然有可能集中相当数量的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来犯敌人。那时的情况是，只要有一路敌人被打败，敌人的“围剿”也就被粉碎了。
井冈山斗争时期，朱总司令和毛委员领导我们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法，粉碎敌人的进攻，保卫红色政权。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只是一支游击队，一次最多只能消灭敌人一个营，而敌人整团整师压过来。我们必须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来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存有生力量，保卫根据地。参加会议的人都觉得粟裕的分析和提出的战略方针有道理。面对蒋介石大军压境，游击战该怎样打呢？大家都期待粟裕进一步拿出办法。粟裕接着指出，游击战很难谈得上防御，虽然有时也主动进攻，但不能大量歼灭敌人，只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行敌进我进方针。现在敌人压过来，我们留下一部分部队就地坚持，主力部队迅速跳出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进到敌人后方去，吸引敌人，调动敌人，开辟和建立新的根据地，这就叫敌进我进。
在中国共产党的将领中，粟裕早在1935年9月就提出了敌进我进战略方针，并对它通俗、形象地作了阐述。这是粟裕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并不断上升到战略高度的一个重大成果，是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政委会一致赞同粟裕的意见。会议决定：留下第二、第五纵队和广浦独立营，在浙西南特委和军分区领导下，就地坚持斗争，和敌人周旋；第一、第三、第四纵队及师直属队，在粟裕、刘英率领下，从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中心南下，趁着夜幕掩护，偷涉龙泉河，突破敌人云（和）龙（泉）封锁线。粟裕和刘英各带一部分队伍，向南挺进到闽浙边境的福安、福鼎、寿宁、泰顺、庆元等地区活动，以吸引敌人、调动敌人，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
罗卓英是狡猾的老狐狸，很快发现挺进师主力已经突出重围，进入浙闽边境。罗卓英知道，在浙闽边境这样地形复杂的大山区，以数万兵力“围剿”化整为零、分散游击的红军，劳师动众，不会取得大的效果。在罗卓英心目中，追剿突围红军固然不能放松，摧毁共产党在浙西南刚建立起来的游击根据地，亦是当务之急。罗卓英决定：用1个师约5个团的兵力，追堵“围剿”突围红军，务求全歼；命令几十个团的主力部队，就地死死箍住纵横百多公里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中心区，步步紧逼，不断收缩，彻底摧毁红军根据地。9月19日，罗卓英开始血洗浙西南。浙西南红军和人民群众陷入了极度的危险境地，遭受了持续8个月的前所未有的灾难。
挺进师第二、第五纵队、广浦独立营和浙西南群众，在浙西南特委和军分区领导下，浴血奋战，用生命和鲜血保卫根据地。10月30日，挺进师政治部主任、浙西南特委书记黄富武在遂昌王村口馒头岭附近遭敌袭击负伤被捕，大义凛然，威武不屈。12月12日，在丽水大水门外英勇就义。1980年2月，丽水县为他修建了纪念碑。
第二纵队是留在浙西南坚持斗争的主力。纵队政委洪家云率领第六支队，纵队长李重才率领第四支队，大量杀伤敌人后分头杀出重围。他们袭击乡公所，痛歼自卫队，积极创建新的游击根据地。1936年4月，国民党当局出动正规军4个团，在江（山）浦（城）遂（昌）三县地方武装配合下，对第二纵队新开辟的根据地进行“围剿”。在战斗中李重才光荣牺牲。正患重病的洪家云，被国民党军包围在藏身养病的岩洞里，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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