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他还多次说到自己好做梦，而且经常是噩梦，“行将已矣”，“大限之期”将要来临，等等。
老年人的话，自然不是说着玩的；但我们看到，就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从1976年12月算起吧），却迎来了他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他出版了我们前面列举的那么多集子，这本身就证明，他仍是文学园地上的一个强有力的耕耘者。古语说：“人之有生，唯精与神；精神不蔽，身体常春。”“自静其心延寿命，无求于物长精神。”“老而寡欲，闲心劳形，养生之方也。”这几条说的，孙犁全占了。再则，他是作家，他的生命，是与写作共存的。对他来说，写作本身，就是一剂振奋精神的良药。他说他不会养生之道，也不相信单凭养而获长生。那么，他信什么呢？除了修补旧书、擦摩小玩意（诗人张志民送给他自己家乡深山出产的两枚野胡桃，他非常喜欢，常拿在手心里把玩）和养养花之外，那就是写作了吧？
其实，写作本身，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最有效的消遣。我常常在感到寂寞、痛苦、空虚的时刻进行创作。我的很多作品，是在春节、假日、深夜写出来的。新写出来的文字，对我是一种安慰、同情和补偿。每当我诵读一篇稿件时，常常流出感激之情的热泪。确实是这样，在创作中，我倾诉了心中的郁积，倾注了真诚的感情，说出了真心的话。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烽火遍地，严寒酷暑，缺吃少穿，跋涉攀登之时，创作都曾给我以帮助、鼓励、信心和动力。只有动乱的十年，我才彻底失去了这一消遣的可能，所以我多次轻生欲死。从1976年年底以来，他一直顽强而有效地耕耘着，按产量和收获计算，他应该被评为“壮劳力”。他把自己复出后的第一个集子定名为《晚华集》，后来，他又把自己的另一个集子定名为《老荒集》。实际情况呢，他是“无间寒暑，不计阴晴”，在他耕耘的土地上，逐年都是花掩垄野，老而不荒。但是，人们到底记起他已经是七十六岁的高龄老人了。前些年，在张同志走了以后，他还想找个老伴，当时，住在多伦道大院附近的一位中年同志，常到他那里走动，孙犁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和他谈过。他的要求并不高，主要的一点，是理解。也许正是“理解”这两个字太难了吧，事情终于没有成。不过，说到理解，我们还可以提提过去的一个小插曲。那是在老伴去世之后，别人介绍了一个对象，他去见面。女方很隆重，连母亲也来了。
“听说你住的房子，很小，是吧？”那位母亲问。“也很低，”他答，“有个臭虫、蚊子什么的，一伸手就摸着了。”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在张走后，他强调理解，这也是十分自然的。
那是1988年10月，我们在天津开会，很随便地谈起孙犁的生活来。
“这两年，他不再提找对象的事情了。”那位中年同志说。
这就是说，孙犁自己也感觉到，年龄的确是不饶人了。
何况，这些年来，找他录音、录像的人也一再登门，这也加强了他的某种预感。
本来，他是连照相也不肯的。自1956年患病后，他很少照相，每逢照相，他总感到紧张，头也有些摆动。“你乐一乐！”摄影师说。
但他乐不上来（本书所收他笑得很好的一张近照，实在是很难得的），有时是一脸苦笑，使摄影师更为难了：“你这样，我没法给你照！”
“那就不要照了。”他高兴地离开座位，摄影师不高兴地走开了。
有的摄影师能体谅他，不强求他笑，也下摆弄他拿姿势，只拿着机子在一边等，看到他从容的时候，就按一下。所以，他记忆中还是照了一些连他自己也觉满意的照片，其中，有的还是名家的作品。
他还记得1952年中国作家协会开会时照相的情形。闭幕那天，通知到中南海照相。他虽然不愿在人多的场合照相，这一次是不能不去的。
穿过几个过道，到了现场，凳子已经摆好。他照例往后面跑，忽听有人喊：“理事坐前面！”
我是个理事，只好回到前面坐下，旁边是田间同志。这时，有几位中央首长，已经说笑着来到面前，和一些作家打招呼。我因为谁也不认识，就低头坐在那里。忽然听到鼓起掌来，毛主席穿着黄色大衣，单独出来，却不奔我们这里，一直缓步向前走。走到一定的地方，一转身，正面对我们。人们鼓掌更热烈了。
我也没看清毛主席怎样落座，距离多远。只听田间小声说：
“你怎么一动也不动？”
我那时，真是紧张到了屏息呼吸，不敢仰视的地步。
人们安静下来，能转动的大照相机也摆布好了。天不作美，忽然飘起雪花来，相虽然照了，第二天却未能见报，大概没有照好吧。1952年，他是三十九岁，不用特别夸张，那也是风华正茂的时候。而现在录音的找上门来了，那意义就非同寻常。
来录音的，是北京一个文学团体派出的两个姑娘。这天早晨8点，他们来到了多伦道大院。时值隆冬，外面很冷，朴素的冬装把她们包了个严严实实。进屋后，宽去头巾外衣，孙犁发现，是两个异常美丽的姑娘。霎时间，孙犁感到，青春的光彩使他那空荡、清冷和老旧的房间，平添了许多温暖和活气，甚至连室内光线都提高了一度。
“留下你的声音！”身材较高的那个，把小录音机朝孙犁的桌子上随手一丢，轻声地说。
孙犁本来不喜欢见客，尤其是生客。人传一言不和，他会中止和客人的谈话。此外，他从来也没有想过，要“留下”什么。
这句不祥的刺激性的话没有惹恼他。他看见那位俊俏的姑娘已经退回远处的座位，脸上露出诚挚而天真的微笑。显然，她只是认真地完成着自己的任务，并没有考虑“留下”二字意味着什么。
孙犁高兴地把自己的声音留在了那个小盒子里。我们都会记得，他在抗战学院上课，面对几百人，不用扩音器，一喊就是几个小时。他练出了一副好嗓子，他“留下”的声音一定是洪亮的。
较矮的那个姑娘，带着一只照相机，给他照了许多相，然后两人又轮流同他合影。这位姑娘很是文静端庄，她向孙犁合影时，用双手抹抹头发，又平平前襟，青春的风度和魅力，使孙犁至今不忘——不过，这也说明，孙犁毕竟还不算十分衰老的。
1988年秋，他迁出了和平区多伦道大院，搬进了南开区鞍山西道西湖村的新楼。孩子们给他买了新灯、新窗帘，电视也换成了彩色的，较之多伦道的居室陈设，可以说是焕然一新了。
“我的现代化建设起步很晚，但进展很快。”他对来道贺乔迁之喜的客人们说。
但他搬家时，除了二十一箱书籍、一箱书画、五箱衣被、五筐瓷器、一筐文具……等等之外，没有忘记带回那一筐破鞋烂袜。这些孩子们要扔掉的东西，他到底还是一一收拾在一起，带回来了。
这到底是新居，四周也都是拔地而起的新建楼群。在这里，他将要进入90年代了。
这本传记结束了，他的下一个里程的人生，正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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