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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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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

  全国胜利,是天大的喜事。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问题就不这样简单了。

  从山西来到北京,对赵树理来说,就是离开了原来培养他的土壤,被移置到了另一处地方,另一种气候、环境和土壤里。对于花木,柳宗元说:“其士欲故”。

  仔细品评一下这些话,不是也有些像是说他自己吗?对于他,同样是“其土欲故”。

  不过,在进城初期,借着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余风犹烈”的革命风尚,他还是写了不少富有感染力的动人的作品,而且,当他写作这些主要是反映过去年代的“历史小说”时,他又生活在他所喜欢的那些人们中间了。

  例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石猴》、《吴召儿》、《山地回忆》、《秋千》、《小胜儿》、《正月》、《女保管》等小说,就都写于这个时期。他的仅有的两部中篇之一的《村歌》,也写于这个时期,——根据篇未的日期,我们知道那恰好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个月,即1949年9月1日。在这部小说里,作者还为我们提供了一段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很有启示性的描写,让我们也一并介绍一下。

  小说描写的事件的背景,是孙犁参加土改工作的那个张岗镇——河间府通往保定府的大道上的一个重要村镇。小说描写的贫农姑娘双眉,是土改中涌现出来的一个非常能干的积极分子,她热情泼辣,为大家的事常常忘了自己,但有时急躁冒进、脱离群众。总之,这是那个年代人们常见的那种具有“暴风骤雨”气息的人物。正是在这个人物身上,党支部书记李三(他是一个兼会木工手艺的劳动能手,非常正派、朴实)发现了一种潜在的危险。当时土改已接近胜利,在开会和下地劳动时,双眉手里总是提着一根青秫秸。她正要求入党,李三就从这里谈起:“眉,我们说个笑话。就说那些日子你手里提的青秫秸吧,提着那个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你说有什么用?在斗争大会上,我拿它训教那些地主富农;在地里训教那些落后顽固队!”

  “可是,我看见你带领妇女大队,手里也是提着那个家伙。”

  “我没有打过农民!”

  “我见过你把青秫秸指到小黄梨的鼻子上。”李三说,“一举一动都要分个里外码才行!”

  “那是我一时性急。”双眉低头笑了。

  李三说:

  “经过斗争,群众的认识提高了,多数的,并不比我们落后。我们再欺压他们,他们会找机会训教我们。”

  李三在这里说的,可以看做是孙犁的一种预言,因为群众“找机会训教我们”的事件,已经多次地发生了。这,只要想一想1958年以后农村工作中普遍存在的瞎指挥风和强迫命令风,以及“文革”期间出现的种种事情,就会明白。

  孙犁十分向往过去那些年在人们之间建立起来的诚挚、融洽的伙伴关系,所以,当他1950年7月,在自己那间十分简陋的小屋里动手写作《风云初记》的时候,他暂时排开了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冷漠感,在心中升起了诗的暖流,唤起了伙伴的感觉。写这样的长篇,他只起了一个朦胧的念头,“任何计划,任何情节的安排也没有做,就一边写,一边在报纸发表,而那一时期的情景,就像泉水一样在我的笔下流开来了。”

  但是,生活在小说里,就像生活在梦中,到底不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所以,他想到了下乡。

  1952年冬天,他到安国县下乡。他到的村子叫长仕,距离他的家乡——安平县的东辽城村有五十华里路。长仕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庙宇,从前香火很盛。他还记得,在他童年时,他的母亲和其他信佛的妇女,每逢庙会,便带着头天晚上煮好的鸡蛋,步行到那里,在寺院听一整夜佛号,她们也跟着念。

  但孙犁并没见过当年法事的盛况。他是第一次到这里来,不只没有了庙会,连庙也拆了,尼姑也还俗了,那最年轻最漂亮的一个,成了村支部书记的媳妇。

  孙犁在长仕住了半年,写了《杨国元》、《访旧》、《婚俗》、《家庭》、《齐满花》等多篇散文。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村居住期间,他曾徒步到博野县大西章村看望小红一家。大西章村是他1947年夏天参加土改试点时呆过的村子,在小红家住过,并和这家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小红家共三口人:母寡居,另有一个弟弟叫小金。孙犁在他的自传体散文《〈善閛纪年〉摘抄》里,地写下了这样的话……一家人对我甚好。我搬到别人家住时,大娘还常叫小金,给我送些吃食,如烙白面饼,腊肉炒鸡蛋等,小红给我缝制花缎钢笔套一个。工作团结束,我对这一家恋恋不舍,又单独搬回她家住了几天。大娘似很为难,我即离去。据说,以后大娘曾带小金到某村找我,并带了一双新做的鞋,未遇而返。

  但这一次孙犁到大西章村的专程拜访,结果却有些出乎他的预料:“不知何故,大娘对我已大非昔比,勉强吃了顿饭,还是我掏钱买的菜。”这事变得如此乖谬,是什么原因呢?孙犁也不大明白,他只能这样解释:“农民在运动期间,对工作人员表示热情,要之不得,尽往自己身上拉。工作组一撤,脸色有变,亦不得谓对自己有什么恶感。”以后几年,小金教书,因为课文中有孙犁的作品,曾写信求助,并赠大娘照片。孙犁复信,寄小说一册,但“自衡感情,已很淡漠,难责他人。”不过,他还和这一家人维持着联系,直到“文革”起来,才断了联系。

  乍看起来,这是一段太平凡的往事;但仔细想来,其中未尝不隐藏着某种时代悲剧。这种悲剧对孙犁灵魂的震憾太大了,所以,他竟在一篇用墨极省的《〈善閛纪年〉诗抄》中不厌其详地记下了它。

  关于这一次大西章村之行,他写了上面提到的那篇《访旧》。其中有这样动人的场面:……

  院里很安静,还像五年前一样,阳光照满这小小的庭院。靠近北窗,还是栽着一架细腰葫芦,在架下面,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在纳鞋底儿。院里的鸡一叫唤,她抬头看见了我,惊喜地站起来了。这是小红,她已经长大成人,发育出脱得很好……她把鞋底儿一扔,就跑着叫大娘去了。

  大娘把我当做天上掉下来的人,不知道抓什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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