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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所写的,贪污分子和油店掌柜酒肉的交游,也很一般,事件不触目惊心,斗争会缺乏说服力。只有在实际工作中,真正把全身心投到里面,不单是急和闯,而是真正用心思,多考虑,多调查,对每一个细节和现象都不放松,而又对每一个情况都用政策来衡量过的实际工作者,才能写出切实的作品来吧。

  希望郑固藩同志在这方面留意……在《天津日报》这个平凡的岗位上,他一直默默工作了三、四十年,除了自己写作,还奖掖、扶植了一大批青年作者,其中并有不少人确实从这个地方性的报纸走向全国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他流下的辛勤的汗水,他本人的创作作风,对于造成或带动一支文学新军,也起了重大的作用。尽管有没有形成一个“荷花淀派”,迄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但他的追随者的队伍,却一直有增无已。

  他自己从来不承认是什么流派的“首领”;但我们可以过他是一个园丁,他用自己几十年的卓有成效的劳动,谱写了一曲园丁之歌。

  “进城以后不久,我就是《天津日报》的一名编委,三十二年来,中间经过六任总编,我可以说是六朝元老……”他说。

  “编委”是个什么职位?算不算官?在一次进行全国人口普查时,发生了疑问。他被叫去登记,工作人员问他的职务,他如实申报。她写上后,问:“什么叫编委?”

  他答:

  “就是编辑委员会的委员。”

  她又问:

  “做哪些具体工作?”

  他想了想说:

  “审稿。”

  她填在另一个栏里,但终于有些不安,拿出一个小册子对孙犁说:

  “我们的工作手册上,没有编委这个词儿。新闻工作人员的职称里,只有编辑。”

  “那你就填作编辑吧。”孙犁回答。

  她高兴了,用橡皮擦去了原来的名称。

  其实,孙犁很满意“编辑”这个名称。“在我一生从事的三种工作(编辑、教员、写作)里,编辑这一生涯,确实持续的也最长,那么就心安理得地接受承认吧。”

  〖乔迁〗

  1949年1月进入天潮以后,在原来《冀中导报》和《群众日报》的队伍里,不少同志都携有眷属。很快就到了这一年的春节。不消说,在这个刚解放的大都市里过的头一个春节,固然体验到了胜利的喜悦和兴奋,但是,也感到了离家的寂寞。所以,刚过春节,他就想回家看看。

  像进城的时候一样,他又骑上了那辆在乡间土路上已经颠簸了很久的破车,只是还没走出南市,就退回来了:一是街上人多,他没有练就在城市骑车的技术,一时出不了城。二是他弄不清方向——天津街道是斜的,初来的乡下人很容易迷失方向,何况他过去就有过弄错方位的教训呢——总之,为怕走错路,只得又退回来。

  他到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去河间的票,次日清晨上车,天黑才到。河间位于安平东北,是他工作过的熟地方,当晚住在新华书店,并雇定一辆大车。不料次日车夫变卦,不愿去了,他只好向西步行到肃宁,住在一个熟识的纸厂里,第二天坐纸厂去安国的大车继续西行,半路下车,向南走回老家——路途虽然略有曲折,可是走出天津,到了冀中,便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并借此重温一下旧游之地(虽然离开的时间不长),也是乐事。

  这次回家,虽然不似上次延安归来那样因多年战火磨难而有隔世之感;到底是战火初熄,大局方定,因之这次春节后的团聚,也颇使人眷恋。而且,前面说过,自父亲过世,照顾一家老小的责任,便落在他的肩上,无形中也加重了心理上的负担。

  他乐于承受这种负担。现在,他已三十六岁,无论从做儿子、做丈夫或做父亲来说,他都有许多事要做,哪怕是能够为他(她)们做一件事,他都会感到欣慰和愉快,甚至可以说,会有一种“解放”的轻松感觉。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决定把二女儿小森带走。动身那天,孩子的舅父用牛车把他们送到安国县,再乘长途汽车。那时,长途汽车都是破旧的卡车,卖票又没限制,路上不断抛锚。小森才八周岁,因为从小没跟过父亲,一路上很规矩,怯生生地坐在车边,连碰掉一个牙齿,也不敢哭。

  到了天津,父女俩住在报社的一间小屋里。这间小屋还不到十平方米,放上一张桌子,再加上两个单人床,就没有什么空闲地方了。白天孙犁上班,小森一人在家,闷了就睡觉。有一天真哭了,孙犁很心疼,觉得真是委屈了孩子。孩子头一回出远门,母亲不在身边,做父亲的,不免怀着歉意,哄好了孩子,随后带她去投考天津市实验小学。这是一所办得很不错的可以寄宿的小学,老师问了一些问题,接受了这个从农村来的质朴而聪明的孩子。从此,孩子算是有了自己的天地,做父亲的也舒了一口气。

  这以后,孙犁的母亲和大女儿小苹,也都分别随亲属来过天津一次,在他那间小屋里住上十天半月,就又回到老家。直到第二年春天,这才轮到妻子来。

  孙犁先写了一封信,嘱咐她坐火车,不要坐汽车。结果,她还是跟一个来天津的亲戚,到安国上了长途汽车,也是由孩子的舅父套牛车送的。妻子带了两个孩子:儿子小达已经会跑,叫做玲的小女儿才两三岁,还得抱着。车上人很挤,她怕挤着孩了,车到任丘,就下了车,这位也是初次出远门的农村妇女,并不知道任丘离天津还有多远。任丘在天津西南,还有一大半路好走呢。

  带她们的那位亲戚,到天津后没有到孙犁的住处,只往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你的家眷来了。”孙犁问在哪里,他才说在任丘什么店里。

  孙犁一听就急了,边听电话,边请身边的同志记下店名,并立即找报社的杨经理商议。杨经理先给了他一叠钞票,又派了一辆双套马车,由车夫老张和他去任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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