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冲锋的地点，那个紧邻车站的小村庄。古运粮河从村中间蜿蜓流过，这条河两岸是红色的胶泥，削平直立，河水很浑很深，流的很慢。两岸都是园子，白菜畦葡萄架接连不断。一条乌黑的电线已经爬在白菜上，挂到前面去了。
战士们全紧张起来，我听到了战场上进攻的信号，清脆有力的枪声，冲锋开始了。我听见命令：“过河！”就看见那个小小的炮手——马承志，首先跳进水里，登上了对岸。
这孩子跃身一跳的姿势，永远印在我的心里，这是标志我们革命进展的无数画幅里的一幅。在这以前，有他那年老失明的外祖父，在平汉线作战牺牲的马信涛，勤谨生产的姐姐马秋格；从他后面展开的就是我们现在铺天盖地的大进军，和那时时刻刻在冲过天空、吱吱作响、轰然爆炸的、我们的攻占性的炮声。
这轰然爆炸的、攻占性的炮声一直延伸开来，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都是火光冲天，到处都是欢呼解放的人群。在腾腾烈焰和如潮歌声中，一个新的国家的形象已经孕育成熟，五四时期那位新中国的预言诗人所召唤的凤凰，就要再生了！
于是，在1949年1月，孙犁又一次随大队集合。这一次集合，不是向平原和山地转移，也不是走向那曾是革命灯塔的边城，而是走向大都市，走向被称为北方重镇的天津。
当时孙犁正在深县，接到方纪的电话，说冀中区党委通知他到胜芳集合，准备进入天津。他先到了河间，然后与方纪、秦兆阳一同骑车去胜芳。胜芳是津郊大镇，水上风景很好，可惜是冬季，想观赏而不可得。但是他兴致勃勃地赶了集，看了市上出售的旧书。
在胜芳集中的，除了《冀中导报》的人员，还有从冀热辽的《群众日报》来的一批人，它的副总编辑郭小川，也属于这批人之内。这两部分人合起来，筹备进城后的《天津日报》的出刊。当时，孙犁编在《冀中导报》的队伍里（他在冀中时，常在该报驻地食宿，但只在今天，才成了它的正式成员），和方纪共同准备了进城后的副刊版面，他写了一篇题为《谈工厂文艺》的文章，后来登在1949年1月18日出版的第二张《天津日报》上。从这时起，他已经想到，随着进入城市，文艺工作的对象和重点将要发生具体的变化：“在农村工作了多年，我们对于农村文艺工作和部队文艺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天津是工业城市，现在想到的是：如何组织起一支工人文艺队伍。”“八年抗日战争，我们主要是建设了乡村的艺术活动。今天，进入城市，为工人的文艺，是我们头等重要的题目。”以后的事实证明，和孙犁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的《天津日报》的文艺副刊，在发展工人的文艺和培养工人作家方面，作出了实际的贡献，并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
他们在胜芳并没有等候多久，天津就解放了。下面的情形，让我们转录作家本人的纪事：进城之日，大队坐汽车，我与方纪骑自行车，路上，前有三人并行，我们骑车绕过时，背后有枪声。
过一村后，见三人只剩一人，我与方纪搜检之，无他。此自由行动之害也。比至城区，地雷尚未排除，一路伤员、死尸，寸步难行。道路又不熟，天黑始找到报社，当晚睡在地板上。孙犁后来说过，这是差一点儿没有挨了国民党的黑枪。
过去的都已过去。现在，天亮了，解放了，睡在地板上的这一夜，迎来了一个新的黎明。
※第七章 进城以后
〖园丁之歌〗
天津解放的日子是1949年1月15日。攻城前，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天津市民估计，人民解放军两三天内就可以攻占天津。实际上，只用了一天时间，这个始建于明代永乐二年（1404年）的“海上门户”，便跨入一个新的历史纪元了。
当孙犁和方纪骑着自行车，沿着公路经由杨柳青进入天津的时候，“遇见了解放天津作战的青年战士们，他们说笑、歌唱，对源源进入天津的人们热情地招呼。每个人都对他们表示了无上的尊敬，他们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神圣的任务，从人民脖颈上摘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枷锁。”“一种新的光辉，在这个城市照耀，新生的血液和力量开始在这个城市激动，一首新的有历史意义的赞诗在这个城市形成了。”孙犁就是怀着这种历史感觉进入天津的，他和新生的天津市的人民一样激动。“那来自东北各地的青年英雄们，那来自冀中各个城镇、各个村庄有组织有经验的民工担架队，和那些带着农民的朴实作风进入这个城市工作的地方干部们，都用自己的工作，和自己对这个城市的贡献，来纪念天津的解放。”
他也是这样。进城后的第三天，就在原来《民国日报》的旧址，出版了《天津日报》。顺便说一句，《天津日报》的组成人员，除了上述《冀中导报》和《群众日报》的两部分人，还有一些平津学生。孙犁被分配在副刊科工作，做副科长（科长是方纪）。从此，尽管他的具体职务有所变化，但再也没有离开《天津日报》。
《天津日报》的副刊以《文艺周刊》的名称享誉文坛。做为作家和编辑，孙犁在这块园地上默默耕耘了几十个寒暑，到了他的笔下，变成了这样几句普普通通的话：记得1949年进城不久，《天津日报》就创办了《文艺周刊》。那时我在副刊科工作，方纪同志是科长，《文艺周刊》主要是由他管，我当然也帮着看些稿件。后来方纪走了，我也不再在副刊科担任行政职务，但我是报社的一名编委，领导叫我继续看《文艺周刊》的稿件。当时邹明同志是文艺组的负责人，周刊主要是由他编辑。
……
现在有的同志，在文字中常常提到，《文艺周刊》是我主编的，是我主持的，……这都是因为不了解实际情况的缘故。至于说我在《文艺周刊》培养了多少青年作家，那也是夸张的说法，我过去曾写过一篇小文：《成活的树苗》，对此点加以澄清，现在就不重复了。人不能贪天之功。现在想来，《文艺周刊》一开始，就办得生气勃勃，作者人才济济，并不是哪一个人有多大本领，而是因为赶上了解放初期那段好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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