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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

  “文革”出后,方纪健康情况很不好。有两次开会的时候,孙犁看见了他,看他走路、签名那样吃力,孙犁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并且以年长之身,搀扶了比他更弱的伙伴。“文革”前,孙犁曾把司马光的两句格言抄给他:顿足而后起,杖地而后行。看来方纪不以为然,反其意而唱,吟成四句诗,孙犁只记住了关键的第三句:“为了革命故”——。“为了革命故”又怎么样呢?看起来,比较好的解释是:为了革命故,也不能忘记“顿足而后起,杖地而后行”。

  令人欣慰的是,劫火之后,文章仍在,“我们的作品,自有当代和后世的读者,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还是诗圣说得对:古人日以远,青史字不泯!

  〖从生活走向创作〗

  从石家庄开会回来之后,冀中区党委决定调孙犁到深县,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1948年9月,他到了深县,生活费用仍由冀中文联供给。所以,这次调动,用他的话说,是“客串性质”,是领导方面为了让他有机会接触实际。他满意这次调动,到任后,分工管国民教育、社会教育(包括乡村文艺活动),甚至他要和有关同志一起,“发动和检阅一下沉寂良久的乡村艺术”。

  由于土改期间受过批判,初来深县时“还背着一点黑锅”。但他很快就感觉到,这是大可不必的了:“在这里工作很好,同志们多系工农干部,对我也很谅解”。这是真的,他不止一次谈到那时的同志关系是很宽容的,和县长、公安局长、妇联主任等,都能谈得来,他们决不歧视他。在深县,他只工作了半年光景,离开时,县委组织部长给他做的鉴定是:

  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相结合的模范。

  他和深县中学的老师们,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其中有一位叫康迈千的老师,和他最熟。康老师住在一座小楼上,有一天孙犁去看他,登完楼梯,在迎面挂着的大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头部不断颤动。这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的症候,当时还以为是上楼梯走得太急,并未介意。

  我们在1979年4月有一次访问他的时候,注意到了他的这个症候。头部颤动时,下巴尤其明显。自然,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个症候已经有了三十年的历史。后来,听熟悉他的人说,他感情激动时,头部便颤动。根据后来和他多次接触的体验,看来这说法是真实的。发病原因,和劳累有关,和情绪恐怕也有些关系。例如,他在1916年4月10日给田间的信里就这样说:“从去年回来(按:当指一九四五年从延安回来),我总是精神很不好。检讨它的原因,主要是自己不振作,好思虐,同时因为生活的不正规和缺乏注意,身体也比以前坏……”他在来深县前,曾立意“改变一下感情,脱离一个时期文墨生涯,对我日渐衰弱的身体,也有好处。”这说明,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已早有觉察。可是,对一个作家来说,毕竟太难放下自己的笔,也太难控制自己的感情了。

  从此,这个症候就“粘”上了他,对外人来说,可能还成为他情绪上的一个晴雨表。我们不知道当他处在壮年时,这症候给他的外观带来了什么影响。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早已年逾花甲:瘦长的身材,面部表情似乎总是那么文静;但眼睛很明亮,既有青春活力,又显得那么温和、善良。——这是一位言语不多的诚实的老人,我们想。我们很快就发觉他的头部在轻微地颤动。过后,我们觉得,对于这位总的看来显得文弱的老人,这颤动很容易激起来访者的同情心,无形中倒增加了他待人的魅力了。

  索性再多说几句吧。最近的这个蛇年春节过去以后,我们之中的郭,带了儿子(他是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的学生)去天津探亲,也去鞍山西道的新居民楼看望了孙犁同志。出来以后,郭问儿子:“怎么样?孙犁像不像一个农民?”这个大学生回答:“样子像,眼睛不像。眼睛像一个学者。”显然,他也观察到那双明亮的眼睛很具有思维的活力。

  却说他在深县这段日子,过得还是很有意义。对于那位组织部长给他的评语,他并不敢欣然接受,因为他认为自己做得还不够。但在战争年代,他和群众相处,确实还说得上融洽:

  在那种环境,如果像目前这样生活,我就会吃不上饭,穿不上鞋袜,也保全不住性命。这么说,也有些可以总结的经验吗?有的。对工农干部的团结接近,我的经验有两条:一、无所不谈,二、烟酒不分……对于群众,到了一处,我是先从接近老太太们开始,一旦使她们对我有了好感,全村的男女老少,也就对我有了好感。直到现在,还有人说我善于拍老太太们的马屁……说到接近群众,他还遇到过一件事情。

  那是1947年夏天他在博野参加土改的时候。有一天,他到一个很穷的人家去访问,招呼了一声,出来一个红眼睛的妇女,抱着两个光屁股孩子,一个吊在乳房上,一个几乎要从她的臂弯里溜下来。他觉得这是个邋遢女人。坐定后,问到村里情况,她又什么也说不清,支支吾吾,有些害怕。孙犁又觉得这妇女有些傻,甚至替她丈夫惋惜,怎么会娶这样一个人当老婆。可是见到她丈夫之后,他不惋惜了:这个男人更胆小,你给他说话,他装聋作哑,叫人难以忍受。他叫“老蔫”,受了一辈子苦。在生人面前不敢说话,有时说上一半句,别人一笑,他就吞回去,笑笑完事。他最能忍,受的罪也最多,并且得不到同情,好像生来就该受罪。

  但他们开过几次会后,情况变了。在会上,孙犁有意让他多说话,同情他,鼓励他,渐渐地,他变得聪明、活泼起来,孙犁也觉得他勇敢、可爱了。他总是细心地听着“老蔫”的每一句后,觉得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才有价值。因为,“老蔫”并非生来就“蔫”,“蔫”是受压抑的结果。现在不蔫了,说话了,这就是一个解放的过程。

  一天开会,孙犁说穷人的血汗供养了地主,他正惭愧自己的话单调乏力,“老蔫”说话了:“你说的一点汗一点血真是不假,汗是血变的,我试过,我接了一碗底汗晒在日头爷下面,干了是红的!”

  我听了惊心动魄。汗能接在碗里,汗能晒成红的。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试验,他有多少汗流在地主的田里?

  他没有说出这些感想,有感想的难道都是我们这些人?但从他这一句话,我更加尊重他,尊重他的意见,我想,翻身就是要叫他这样的老实“无能”的人翻身吧!翻身的真理,就在他的身上!这个简单的故事,很真实地反映了孙犁学习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他是一个作家,他属于自己的时代;他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也就是他成长为一个作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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