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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妻子应该得到安慰。她在娘家有些娇惯,本来不会织布。后来孩子多了,穿衣困难,她竟从纺到织,都学会了。这次孙犁回来,看到她的两个大拇指,因为推机抒都顶得变了形,又粗,又短,指甲也磨秃了。此外,还带着孩子下地、下场,每逢集日,又去卖线卖布。

  孙犁自幼得到父亲疼爱,从没挨过他一下打。这次见孙犁回到家来,老人很高兴。有一天晚上,一家人坐在炕上说话,孙犁说他在外受了多少苦,担了多少惊,说得多了,老人忽然不高兴起来,说:“在家里,也不容易!”

  孙犁回到自己屋里后,妻子为父亲着想,抱怨丈夫说:“你应该先说爹这些年不容易!”这使他想到,“这些年闹日本,父亲带着一家人,东逃西奔,饭食也跟不上。父亲在店铺中吃惯了,在家过日子,舍不得吃些好的,进入老年,身体就不行了。”在孙犁的小说里,我们不止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一个老人背着孩子在田野里奔跑,躲避着敌人的“扫荡”……那里就该有着他父亲的影子。

  ※第六章 烈火中的凤凰

  〖新的旅程〗

  回冀中,是孙犁的愿望。他说,他想回到家乡搞创作。领导部门批准了他的请求。

  他在东辽城自己的家里只住了四天,便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渡过滹沱河,向北面的蠡县县城走去。村里一个叫芒种的青年农民送了他一程,这个人的名字,原封不动地写进了《风云初记》,而且是一个主角。在小说里,他先是长工,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战士和年轻指挥员。

  孙犁去蠡县,是要找梁斌,梁斌正在那里当着中共蠡县县委宣传部长。

  冬天还没有过去,在雾中行走,恰似潜游于又深又冷的浑水里。太阳出来了,雾气散去,满树都是霜雪,银装玉琢,另是一番景象。那些年,他养成了走路行军的习惯,现在,行进在家乡静谧,和平的田野上,心里格外舒坦。太阳爬上了树梢,霎时间,给大地抹上了一层金子的颜色。此刻,他望着远村近树,披金挂银,不觉心花怒放起来。

  傍晚,他到了县城,走进县委机关大院。这里原是一家钱庄,梁斌住在东屋。

  在孙犁的印象里,梁斌朴实、厚重。他们最初认识,是在1938年春,孙犁到蠡县组织人民武装自卫会的时候,那时梁斌在县里领导着一个剧社。1941年孙犁从山地回到冀中,参加编辑《冀中一日》,他们接触机会很多,便熟起来了。1943年,孙犁在繁峙县境内坚持了三个来月的反“扫荡”,在战争空隙,还翻越了几个山头,去看过他一次,当时,他正随西北战地服务团行军,到太原执行任务。

  他们也有数年不见了,老朋友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这天晚上,就说好了孙犁下乡的地点。梁斌那里,有一个管文件的身材不高的女同志,姓朱,叫银花,孙犁就被安排到她家住的村子——刘村去工作。

  刘村是一个大村子,孙犁进村后,按照约定,先找到银花家里,见到了她的妹妹——锡花。这是一家中农,锡花看上去不过十七八岁,高高的个儿,神态虽然透着明显的稚气,但热情、爽快,能说会道,很会办事,正在村里当着党支部委员。中午,她给孙犁做了一顿可口的家乡饭,使孙犁至今不忘:煮红薯、炒花生、玉茭饼子、杂面汤。

  锡花家里没有母亲,父亲有四十来岁,穿着和外表都不像农民,而像一个城镇归来的商人。他脸上盖着酒气,不爱说话,在人前总像做错了事似的。在县城,孙犁听说他不务正业,当时猜想,也许是中年鳏居的缘故吧。

  锡花的祖父倒很活跃,有些江湖气,黑而健康的脸上,笑容不断,不像有七十来岁。凭着感觉和观察,孙犁推断他应该是一个牲口经纪或赌场过来人。他好唱昆曲,饭后,拍着桌沿,给孙犁唱了一段《藏舟》。这里的老一辈人,差不多都会唱几句昆曲。

  孙犁以普通村民的身分,在刘村住了三个月,人熟地也熟,有些不愿意离开了。他在这一年(1946年)3月30日给康濯、肖白(《晋察冀日报》的一个编辑)的信里,这样描绘着自己的生活:“因为梁斌同志的照顾,我的写作环境很好,自己过起近于一个富农生活的日子,近于一个村长的工作,近于一个理想的写作生活。”在这段日子里,锡花常到住处看他,有时还带些吃的去,有时也商量工作。孙犁也常到她家去坐坐,她也总是那样勤快活泼。孙犁这一年写的小说《“藏”》,里边的女主人公浅花,就含着锡花的影子,或者说,是一个完全艺术化了的锡花:……媳妇叫浅花,这个女人,好说好笑,说起话来,像小车轴上新抹了油,转的快叫的又好听。这个女人,嘴快脚快手快,织织纺纺全能行,地里活赛过一个好长工。她纺线,纺车像疯了似的转;她织布,挺拍乱响,梭飞的像流星;她做饭,切菜刀案板一齐响。走起路来,两只手甩起,像扫过平原的一股小旋风。

  总之,锡花是给孙犁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一个人物,后来他到了河间,还给她写过几回信,锡花每次回信,都谈到自己的学习。天津解放后,孙犁进了城,才断了来往,不过仍关心着她,十多年以后,还向同住在天津的梁斌问起她的消息。梁斌告诉他:1948年农村整风时,她家好像有些问题,被当做“石头”搬了一下。农民指她家是“官铺”,还编了歌谣。锡花仓促间寻了一个极普通的农民,结婚了事,好像很不如意。孙犁闻之默然,几乎是祝福式地发表了他个人的想法:我在那里居住的时候,接近的群众并不多,对于干部,也只是从表面获得印象,很少追问他们的底细。现在想起来,虽然当时已经从村里一些主要干部身上,感觉到一种专横独断的作风,也只认为是农村工作不易避免的缺点。在锡花身上,连这一点也没有感到。所以,我还是想:这些民愤,也许是她的家庭别的成员引起的,不一定是她的过错。至于结婚如意不如意,也恐怕只是局外人一时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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