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政治部宣传科介绍他去找路一。路一住在邻近的侯町村，正在组织一个编辑室，很需要他这样的人去工作。孙犁这样记下了他和路一见面的情况：“初见面，给我的印象太严肃了：他坐在一张太师椅上，冬天的军装外面，套了一件那时乡下人很少见到的风雨衣，腰系皮带，斜佩一把大盒子枪，加上他那黑而峻厉的面孔，颇使我望而生畏。”在后来他和路一相处的日子里，他们很熟很要好，他知道路是很热情爽快的人。
在编印《海燕之歌》的同时，孙犁写了《现实主义文学论》，发表在《红星》杂志（路一主编）第一期上。“这谈不上是我的著作，可以说是我那些年，学习社会科学和革命文学理论的读书笔记”。在这之前，他在子文镇街头上认识了王林。王林是那时冀中地区资历较深的作家，他生于1909年，衡水县人，30年代在青岛大学外文系读书时任该校地下党支部书记，还是黄敬的入党介绍人。后逃亡上海，加入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孙犁在《大公报》副刊上，曾经读过他的作品。现在，王林读到了孙犁的《现实主义文学论》，因其中引文太多了，他对孙犁说：“你怎么把我读过的一些重要文章，都摘进去了？”在孙犁听来，这是“客气地讽刺”，但当时适值抗战军兴，共举大业，同志关系，融洽无间，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不好的意思，做为主编的好大喜功、不拘小节的路一，还对经他手发表的这篇洋洋万言的宏文，非常满意，他把孙犁誉为“冀中的吉尔波丁”（按：吉尔波丁是苏联文学批评家，参加过国内战争，曾任联共（布）中央文学处处长），一再对人说：“我们冀中真有人才呀！”
不久，孙犁又在《冀中导报》上发表了《鲁迅论》，占了这张区党委机关报的一个版面。
对于这些文章，孙犁自己的看法是：“虽然没有什么个人的独特见解，但行文叙事之间，有一股现在想来是难得再有的热情和泼辣之力。”“青年时写文章，好立大题目，摆大架子，气宇轩昂，自有他好的一方面，但也有名不副实的一方面。后来逐渐知道扎实、委婉，但热力也有所消失。”历史的发展非常合乎逻辑：冀中平原的“大风起兮”刮出了一支抗日的武装队伍，也刮出了一支抗日的文学队伍——孙犁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
〖高呼“典型”——在抗战学院〗
1938年春天，除了用笔参加抗战，孙犁还做过短时间的实际工作。那时冀中区成立了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人民武装自卫会，史立德任主任，他任宣传部长。会后，他和几个人到蠡县、高阳、河间去组织分会，和这些县的新任县政指导员打了一段交道。后来这个组织为抗联代替，他就到新建立的抗战学院去教书了。
抗战学院设在深县，是为吸收和培养抗日的知识分子队伍，经北方局批准而开办的，由杨秀峰任院长。杨秀峰是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教育界名流，又是有着国民党身分的秘密共产党员，由他任院长，有利于开展工作和团结、影响更多的抗日知识青年。学院分民运院、军政院两部分，前者设在深县第十中学，后者设在深县城里一家地主的宅院里。两院均于7月招生，8月初开学，报考者除冀中知识青年外，还有平津流亡学生。学员入学年龄不加限制，有十二三岁的，也有三四十岁的；有大学生、中学生，也有小学生；还有少数农民和个别士绅。总之，只要识字和要求抗日，就可以应考。学院过的是军事化生活，常常夜间紧急集合、参加演习。刚入学时，有的男学员穿长衫、女学员穿旗袍或短裙，后来一律灰军装、打裹腿。伙食方面，每人每天五分钱菜金，一斤半小米。学员们用北伐战歌“打倒列强”的调子，唱着自己编的顺口溜：“小米干饭，小米干饭，辣椒萝卜白菜，辣椒萝卜白菜，吃个饱，吃个饱。”学院共办了两期，每期三个月，为抗战输送了一支干部队伍。
孙犁是在抗战学院创办之初就到这里教书的。第一期，在民运院教抗战文艺；第二期，在军政院教中国近代革命史。下面是他的回忆：
民运院差不多网罗了冀中平原上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从高小生到大学教授……教员都称为“教官”。在操场，搭了一个大席棚，可容五百人。横排一条条杉木，就是学生的座位。中间树立一面小黑板，我就站在那里讲课。这样大的场面，我要大声喊叫，而一堂课是三个小时。我没有讲义，每次上课前，写一个简单的提纲。每周讲两次。三个月的时间，我主要讲了：抗战文艺的理论与实际、文学概论和文艺思潮、革命文艺作品介绍，着重讲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不管我怎样想把文艺和抗战联系起来，这些文艺理论上的东西，无论如何，还是和操场上的实弹射击，冲锋刺杀，投手榴弹，很不相称。他和教哲学的王晓楼住在一间屋子里。王晓楼是深泽人，除了他本人参加抗战工作，他把他的弟弟、侄子、侄女也都送来参加了宣传队（即火线剧社），是吕正操在他的回忆录中表彰的全家参加革命的“大家庭”之一：……王珂最小，只有十一岁，他的姐姐王瑜，也只十四五岁。这些少年男女，非常天真活泼。你要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参加人民自卫军？”他们会回答：“打日本鬼子呗！”又问：“为什么要打日本鬼子？”他们就抢着说：“鬼子想灭亡我们中国，我们不愿当亡国奴。”再问：“你们会干什么？”“会唱歌，会贴标语，会宣传抗日……”“会跳舞演戏吗？”“这个不会，有人教，能学会。”……果然，他们什么都学会了。由王瑜主演的《放下你的鞭子》，演得观众声泪俱下，“打回东北去！”“收复一切失地！”……口号声响彻全场。王瑜每次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她自己就且泣且唱，感动得观众也和着泪水应唱。“这就是艺术，这就是政治，艺术和政治高度结合在一起了。”现在，他们教哲学的伯伯，也感到了孙犁碰到的那个问题：如何使教课内容和抗战联系起来？看来，还是这些孩子们取得了成功！
自然，这都是一些亲切的回忆。在抗战中，他们各自从事着自己神圣的事业，谁也没有失败。孙犁和他的同屋教了三个月的书以后，和学员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学员送了王晓楼一个代号：“矛盾”，送给孙犁的是“典型”。因为他们上课，常讲这两个名词。深县驻军首长，送给王晓楼一匹又矮又小的青马，有一天，他约孙犁去秋天的郊外武马。他先跑了一趟，然后叫孙犁骑上去。“马固然跑的不是样子，我这个骑士，也实在不行，总是坐不稳，惹得围观的男女学生拍手大笑，高呼‘典型’。”
根据当年老战友的回忆，他在抗战学院的讲课，还是很受学员欢迎的。笔者不止一次听到过他的相当宏亮的谈话声音，他很随便地做过这样的介绍：“当年在抗战学院讲课，面对几百人，没有扩音器，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全是喊，练出来了。”没有热情或激情的支持，没有听众的自觉配合，是很难一连喊上几个小时的。所以，老战友的回忆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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