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他当年的学生回忆，孙犁那时上课，除去教科书之外，还常选一些进步作品，做为补充教材。“五四”开纪念会的时候，他登台讲演，并编写剧本，让学生演出。对于这件事，他的特殊形式的纪事——《善閛纪年》里有着这样的记载！深夜突击剧本，吃凉馒头，熬小鱼，甚香。”有的学生，一直过了很久，还记得他上课的情景。在天津，这几年也发现了两个当年的学生：一个是六年级的刘学海，任水利局长，一个是五年级的陈继乐，在军队任通讯处长。“刘学海还说，我那时教国文，不根据课本，是讲一些革命的文艺作品。对于这些，我听起来很新鲜，但都忘记了。”孙犁是从这里走上抗日征途的。当他十年之后风尘仆仆地再次回来的时候，当年没有很多机会接触的那些群众，对他却不陌生：
我在这里教书时，那些穷苦的孩子们，那些衣衫破烂羞于见老师的孩子们，很多还在火线上。他们的父母，很久才认出是我，热情真挚地和我诉说了这十年的同口镇的经历，并说明他们的孩子，都是二十几岁的人了，当着营长或教导员。他们忠厚地感激我是他们的先生，曾经教育了他们……孙犁在白洋淀（荷花淀是它的一部分）边上的这个村镇住了一年，乡亲们看见他曾教过那么多学生；他们是否也曾感到，由他们的汗水浇灌的这个“水乡南国”，也栽培出一个文学上的“荷花淀”？
孙犁在这里教书的月薪是二十元，每月还按老习惯办事：省钱买书。同口镇上有邮政代办所，每到星期日，他就到那里汇钱到上海买书，特别是当时上海生活书店，办理读者邮购，非常负责任，这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除了鲁迅、瞿秋白等作家的书和一些进步刊物，这段时间，他继续阅读了许多苏联文学作品和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如高尔基和普希金的小说等等。白天没有时间，他就晚上读，那时学生散了，同事们也大都回家，他住的楼有一个大院子，那时四周空旷，万籁俱寂，只余室内孤灯一盏，正好是读书的气氛。桌子是破的，板床是冷的，板床下面，还是他从北平带书回来的那只柳条箱——不过，他没有在北平时的那种寂寞感了：“摊书苦读，每至深夜，精神奋发，若有可为。”他的读书方式，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孙犁读书方式”：
我把文章中间的精辟片断，抄写下来，贴在室内墙壁上，教课之余，就站立在这些纸条下面，念熟后再换上新的。
关于他从上海邮购书刊的情况，应该特别提一下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这书是鲁迅为纪念秋白遇害而编辑、出版的，署“诸夏怀霜社校印”，诸夏是中国，“怀霜”即怀念秋白之意。本书上卷收马、恩、列和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等人的文学论文，以及高尔基论文选集与拾补等。据孙犁《书衣文录》有关条下记述，他当时买了这部书的上卷，“金字绒面”，装帧精美，他非常珍爱：“此书出版，国内进步知识分子，莫不向往。以当时而论，其内容固不待言，译者大名，已具极大引力；而编者之用心，尤为青年所感激；至于印刷，空前绝后，国内尚无第二本。”孙犁没有说错。鲁迅先生在1936年为该书写的一篇介绍短文中这样说：“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足以益人，足以传世。全书六百七十余页，玻璃版插画九幅。仅印五百部，佳纸精装，内一百部皮脊麻布面，金顶，每本实价三元五角；四百部全绒面，蓝顶，每本实价二元五角……好书易尽，欲购从速。下卷亦已付印，准于本年内出书。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代售。”此文初载1936年11月20日《中流》（黎烈文主编）第一卷第六期，题《〈海上述林〉上卷出版》，未具名，亦不见于本期目录，很像是一则广告（后收入《集外集拾遗》时改题《绍介〈海上述林〉上卷》）。不知孙犁是否看了这则广告才汇钱去上海买书的。总之，偌大一个中国只印了五百的这部书，和千里之外正在农村教书的孙犁有缘了。从孙犁所说“金字绒面”来看，他买的属四百部内；他似乎并没有买下卷（下卷收高尔基的讽刺诗《市侩颂》及创作选集、别德讷依的讽刺诗《没工夫唾骂》、卢那察尔斯基的剧本《解放了的董·吉诃德》等）。这些，恐怕是出于经济考虑、权衡需要而做的选择吧。
同口镇上有地主、豪绅，也有军阀。“我虽然是本村高级小学的教员，但也没有身分去到陈调元大军阀的公馆观光，只在黄昏野外散步的时候，看着那青砖红墙，使我想起了北平的景山前街。那是一座皇宫，至少是一座王爷府。他竟从远远的地方，引来电流，使全宅院通宵火亮，对于那在低暗的小屋子里生活的人民是一种威胁，一种镇压。”“在那个时候虽然是这样的势派气焰，农民却很少提起陈调元，农民知道把自己同这些人划分开。”在孙犁的教书生活中，有一次却发生了一件和这些人不能分开的事：
“我二十岁（笔者按：应是二十三岁）的时候，在一个镇上，当小学教师，兼教一年级的自然课。那种生涯，回想起来，老年人是没法承担的。一进教室，孩子们乱哄哄，那且不谈。正上着课，有的孩子要撒尿，一时解不开裤带，或撒完尿回来，自己结不上裤带，我都要下讲台去亲自动手。有一次，坐在前排的一个孩子，非常顽皮，怎么说也不行，我烦躁起来，要证实师道尊严，就用教鞭在他的头上敲了两下。这孩子哭叫着走出校门，全体同学知道后都为之变色。原来，我打的这个孩子，是学校的董事，本村一个大军阀的爱子，而且是爱妾所生。我这才知道闯了祸。但在旧社会，这也不过卷铺盖走人而已，构不成别的什么罪过。
并没有发生什么事变。第二天，孩子还是来校上课了。因为，就是在旧社会，即使军阀的爱妾，家长的观念仍然是：请来老师和请来保姆，其目的是不一样的。
孙犁回忆这段往事，在于挖苦那些昔日舞弄棍棒的评论家，一下子从教师爷架式变成拿花手绢的保姆模样，专事吹捧、护短；我们却从这里看到了孙犁教书生活的一个片断，地方军阀的气焰，毕竟在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上造成了实际的威胁。
整个看来，在白洋淀边这个村镇小学教书的日子里，他在生活上和当地群众息息相通，在精神上和左翼与进步文学保持一致，心情是愉快的、开朗的，甚至可以说，他的思想进一步成熟起来了。
这要感谢介绍他来工作的两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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