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和我商量怎么办。做生意吧，现在物价飞涨，卖出去的钱就买不回新货来，前一段时间一青也在卖他的药，实在没什么赚头。想了好久，最后想到现在国民党刚刚发行金元券，钞票贬值得厉害，好多人一发工资，就往城里的米亭子银元市场上跑，换成银元保值。再说银元市场上人多且杂，也好接头。于是一青就去当银元贩子，成天泡在米亭子去倒卖银元，回来还拿着银元跟我讲，什么货好卖什么货不好卖。他指着民国三年出的货说：“诗伯，你看，这上面袁世凯的眼睛是闭着的，所以叫做‘三年闭眼’，最值钱。要是没遇上警察来‘围追堵截’，一天下来也要赚上好几个呢。”
宁君呢，通过关系，到《国民公报》当了个记者，又拉了些税务员作陪，去拉广告。她的勤快加上一青的鬼点子多，每月也能挣上不少的钱。亚彬也下来了，一时没有合适的事情做，就去卖小菜。每天也不走远了，就在附近农家买些青菜萝卜之类的，挑到磁器口去卖，剩下我和梅侠守家。
我常常在歌乐山的山顶上，一坐就是半天。石泉被捕之后，我沉默多了，脑子里总是搅着这些年来的许多事情。这是我经历的华蓥山的第三次起义，从一九二六年到现在，这是第三次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一次的有利条件，都是前两次不可比拟的。可是结果只打了四十二天，还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听一青说，这次失败是全川性的。孟依他们在下川东率先起事后，即遭敌人重兵“围剿”，不久川东临委的委员彭永梧同志牺牲了，他的夫人江竹筠等一大批同志被捕；包括孟伉在内的所有的起义领导人，眼下都成了敌人重赏之下的通缉要犯。接下来那么红火的大竹后山，听说解放区的歌儿都唱上街了，起义也只打了二十多天；到后来敌人牵着警犬搜山，把几个主要领导都推出来杀了；冯老二他们被敌人围住之后，也是弹尽粮绝，最后老冯掩护大家突围，他自己开枪自杀了……
这么多年来，我们在敌人的心窝子里搞武装斗争，一直都是隐蔽或者半隐蔽的，而且还得利用敌人之间的种种矛盾，以收渔翁之利。这次不知道怎么的，看起来轰轰烈烈，大张旗鼓，结果却是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正想着，一青带着两个人上山来了。其中一个浓眉阔嘴的，和竹栖他们当年在江油的时候就和我认识了，叫黄友凡；另一个，我不认识，温文尔雅的，像个学者。经一青介绍，我知道他姓邓，叫邓照明，是我们党的七大代表。因为当时在四川不算太暴露，被中央从延安派回来，起义时他负责大竹后山一工委那边的工作。
我连忙把他们让进屋里，梅侠出来上茶。友凡见了，关心地问了一句：“作仪他，有消息吗？”
梅侠长叹一声，摸着自己快要临产的大肚子，摇摇头。友凡不问了，看着我说：“诗伯，你瘦了。”
我苦笑着给他们倒茶，一边说：“是啊，诗伯不但瘦了，还老了，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去打啊杀啊流血流汗的，也帮不上忙，没用了。”
大家都不说话了。一青说：“诗伯，照明他刚从上海回来，带回了一些情况，我们大家都听一听。眼下蒋介石虽说是要垮台了，可是看样子他们不会轻易罢休的，我们还有一大截路要走呢。”
大家都围着桌子坐了下来，我也坐了下来。起义失败之后，川东临委的五位领导同志，死了两个，叛了两个，剩下一个叫肖泽宽的，也因为敌人的追捕，东躲西藏的，我们和上面的关系也断了。这时候，我听说就是这位邓照明，站了出来，担起了整个下川东组织的重任。只凭这点，就值得人敬重。
照明沉默了片刻，抬起头来说：“我对不起大家，我这次去上海，没能接上组织关系，但是没有组织关系，我们也要独立工作。搞对了，当然好；搞得不好，就由我负责，处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我们总不能……”
我说：“照明，你别说了，要怎么做，我们大家商量，当然也要大家负责。”
照明就开始说。他先讲了在上海和南京看到的情况，说现在淮海战役和辽沈战役打得这么好，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连国民党的最高慕僚张群，也在报上以“闲云野鹤”之身，谈当前“危疑震撼”的战局和政局。全国胜利也许比我们原来估计的还要早一些。可是我最近和肖泽宽同志交换了意见，觉得在我们四川，尤其是在我们川东和重庆，在国民党即将崩溃和解放军尚未到达的这段时间里，整个局势仍然是敌强我弱，我们要坚持谨慎稳健的方针，不要轻易暴露我们自己。当前我们还看不准形势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但是有一点则非常明确：要接受过去轻敌冒险的教训，这实在是我们用血换来的。
亚彬刚刚回来，听了这些话，忙问：“那么我们的武装斗争呢？还搞不搞了？”
照明说：“现在证明，大规模的武装斗争，目前在我们这里还行不通。要搞，也不能这样公开打出我们的旗号，还是要以灰色的面目，搞小型的武工队，在乡下秘密活动，打游击，不能和敌人硬拼。这事一青你们要商量一下，把这个精神传达下去，尤其要在退下来的同志们中间传达。这些人大都和你有联系，只要有一个人出了问题，你和你们这个家庭支部都很危险。眼看天就要亮了，我们不能再作无谓的牺牲，尤其不能再损失干部。刘石泉的被捕，实在是我们的一大损失！”
旁边的友凡听了，长叹了口气。那天就是他和一青、宁君，在那个茶馆里等了石泉整整三天，只要石泉稍稍一松口，他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了。
一青点点头，转了话题又说：“从山上下来的同志，现在大多数人只是隐蔽，卖冰糕，当炊事员、帮人挑水，什么下力活都干，有的同志实在是没办法，就靠我去卖银元和宁君去拉广告来维持生活，这样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啊。”照明说：“看来现在敌人的注意力正在农村，而随着时局的发展，城市工作越来越重要。我们原来那种一味派干部下乡的做法，也要改变。能回去的，就回去；不能回去的，总不能硬往敌人嘴里送吧？城里的工运、学运、统战、调查研究和情报策反等工作，都得要人去做。现在国民党大势已去，他们内部也会有分化，我们还是要和过去一样，找空子，打进去，只要机会一到，就……”他做了个手势，我们都笑了。他拿出一卷纸来说：“别笑，你们看，我们的《挺进报》又出了。可是这次，只供我们内部的骨干传达和分析情况，千万不能再去向敌人搞什么‘攻心战’了。我们要不动声色，麻痹敌人，让他们去认为共产党都被消灭光了吧。”
我听了这一席话，长长舒了一口气，觉得这才是我们从《挺进报》失事到起义失败，许多教训中最根本的教训。梅侠在一边一直没说话，这时候才说：“邓大哥，那些叛徒害了我们这么多的人，难道我们就拿他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算了？听说他们还在重庆城里满街转，带着敌人抓我们的人呢。”
我们大家都不开腔了。从《挺进报》失事开始到现在，我们内部出了许多叛徒。梅侠的丈夫陈作仪，为了从事家乡的武装斗争，连延安也没去，却被叛徒冉益智出卖，很快就被关进了渣滓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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