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了想说：“我多年都在外面，这些同志又年轻，是不大熟。”
刘石泉说：“不熟也没关系，你现在的关系直接在我的手里，不和他们发生联系。他们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发展组织，做面上的工作。你呢，回来之后，好不容易稳定下来了，就不能再暴露。有空带我和老曾到处去走走，熟悉一下情况。”
于是我带着老刘和曾霖同志，装着看风水的，去走乡串寨。在天宝寨，我给他们讲第一次起义时据守在这里打的那一仗，我们的队伍埋伏在什么地方，罗泽洲怎么兵败如山倒；到走马岭，我说这个地方进可攻河东的一大片村寨，退可守华蓥山上山的道路，是个战略要地；然后我们从阳合场的地界上山。
我一边走一边说：“这阳合场，守着上山的要道，历来被看作兵家必争之地。可是这里的乡长王尧，从第一次起义时就和我们作对，一直是我们的死对头，现在还在这里当乡长，守着这山下的六个保的六十多支枪。我们一旦打起来，这里还真是个问题。”
老刘问：“这里有没有我们的人？”
我说：“有啊，老丁，是一九三二年的党员，一九三五年就跟着我们一起在山上，干得很不错的，还是个小队长呢。前不久才送我到大竹后山去过一次，手里有很多群众，也和大竹我们的队伍有联系。我们眼下正商量，要把一个叫廖自成的纸厂老板，弄上去当保长。这个人也是我们的老关系了，我们好几个人在他的纸厂里当工人，这些年一直没出过问题。”老刘一听说：“那好，叫张伦到这里来，做做这一片的工作。”
我带着老刘和曾霖，走一路说一路，讲一路的故事。在二十四个牛掉尾，我扶着那些长满了青苔的大石头，讲当年是怎样用石炮炸敌人的；在当年我们挖的隧道前，讲我们的人是怎样换着衣服从哪里出来再从哪里进去，就像戏台子上的曹操八十三万大军下江南一样走马灯似的，哄得杨森的人晕头转向。老刘和曾霖听得哈哈大笑，直说不简单不简单。
晚上，我们就找个有山泉水的地方，拣些树枝燃起火来过夜，吃着自己带的炒苞谷花儿和麦粑。山风在树林里钻来钻去地怪叫着，夹着野物的吼声，露水从树叶上掉下来，滴在身上冰凉冰凉的。老刘把他的衣服脱下来，披在我的身上，我连忙又把衣服披在曾霖的身上。老曾一见，忙说：“联诗大姐，你别管我们，你现在可不比当年了，万一累病了，我们可是担当不起。”
我说：“曾霖大哥，要论年龄，你比我还大几岁吧？何况腿上还有伤呢！你天远地远地从延安来，是我们的军事总指挥，你要是病了，我才担当不起呢。再说我在这山里，哪个洞子里没住过，哪片林子没走过？只是当年和我一起钻林子的人，都不在了。”
山风吼得更厉害了，不远处忽闪闪的，亮着两盏绿灯笼一样的眼睛。我知道，那说不定是只野豹子站在那里，怕这火光，不敢过来。
天亮了，林间漫起了大雾，我们捧起山泉水洗洗，又往山上走。这么多年，我没到山上来过了，山间的小路，怎么就全被齐腰深的茅草遮得严严实实的，拨也拨不开。我们攀着山崖边的小树和茅草，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说，到宝顶，都是后晌了。
初夏的太阳，照着重峦叠嶂的华蓥山，那满山苍苍的树木和林间的小路，还有那些在林木和小路间时隐时现的溪流，都舒展在灿烂的阳光下，不时闪烁出几处耀眼的光点。一群鸟儿，从我们的头顶上呼拉拉地飞过，又在山林里惊起更多的鸟儿，汇成了好大好大的一群……曾霖看着，喃喃地说：“这就是华蓥山，这就是我们的华蓥山。真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啊。”说着突然一回头：“联诗大姐，听说你是诗画全才，来一首诗怎么样？来一首写华蓥山的诗！”
我笑笑说：“写诗我倒不在行，不过这画，倒是早就说过要画的。那一年，玉璧就说过，要我画一张华蓥山的春光图，不画桃红李白，也不画小桥流水，就画我们的战士闹春耕，要不画秋收也行。华蓥山上的秋天，也美，漫山红叶如丹，太阳一照，全都金灿灿的！玉璧还说过，等革命胜利了，我们要在这里建农场，建罐头厂，建学校，这张蓝图也由我来画。”刘石泉这时插进来说：“老大姐，你们真是不容易啊！那么多的人，那么大的阵势，搞了那么多年，好多经验教训我们都用得着，要不是怕你暴露了身份，真该让你和我们的同志们好好讲一讲。”
曾霖说：“要讲的，一定得讲，联诗大姐不方便，就让我来讲。我们这次起义，面临的问题还多，最重要的是这些年轻人都没打过仗，只凭着一股子的热情，那怎么行。我和石泉好好商量一下，要办几期训练班，就叫游击队干部训练班怎么样？”
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全川加紧进行，下川东的彭永梧、赵唯和刘孟依他们早已在奉节、云阳、巫溪等地陆续打响，震惊了蒋介石，派去重兵“围剿”。紧接着，闹得轰轰烈烈的大竹后山的一工委，又因过于暴露而相继举旗，同国民党的政府军队公开对垒。有的同志一看四处都打起来了，头脑就发热，把我们地下党的内部报纸《挺进报》寄到了敌人大大小小的头目甚至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手里，进行“攻心战”。朱绍良一看大怒，立即下了“限期破案”的手令。于是行辕二处的处长徐远举在全市布下大网，出动大大小小的特务，以各种身分搜捕我们的地下组织。接着，一批批同志被捕，其中的一些人相继叛变，牵连了更多的人。
不久，连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也被捕叛变了，他们两人在敌人面前“争功”，不仅供出了我们上下川东和川康地区的大批同志和领导干部，还供出了云南省委书记郑百克同志。六月中旬，刘国定带着敌人直赴南京、上海破坏我们的中央机关，致使我们的八个同志被捕。一个因《挺进报》失事而导致的大逮捕，迅速在全川乃至全国展开，前后受到牵连的达一百三十多人。形势骤然紧张，刘石泉告诉我，上面要求我们加紧建党和群众工作，准备在年底之前，举行全川大起义。我听了这话，沉思良久，对老刘说：“我们现在起义，党中央那边有队伍来接应吗？”
老刘想了想说：“原来听说有一支叫川干队的队伍，要和‘二野’一起从陕南那边过来，后来又听说不来了。不过听王璞同志说，现在各处的形势都很好，他还说大竹那边都算解放区了，要派文学家、音乐家来工作呢。我们这边完全能够独立开辟第二战场，发动大规模的起义，为解放区减轻压力。”我还是不大放心，说：“老刘啊，我没搞过这样大规模的起义，可是我知道我们从前的那些起义失败，都是有教训的。现在尽管我们利用‘好人团’和各种关系，做了不少工作，也发动了很大的一批群众抗丁抗粮，可是现在看来主要的还是在依靠上层人物，而这些乡长、保长和大爷、二爷们，一旦打起来是靠不住的，我们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起义，就吃了这种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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