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平地一声雷，震得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好一阵才问：“怎么遭的？”
他叹了口气，说：“回李子坝再说吧，陈伯斋有信，缝在我衣领里。”我叫了两辆黄包车，手往前面一指：“快点，出城。”
车子飞一样往前跑，我心里重得像堆满了石头。夏林跟我们一起都十年了，一向机敏，不晓得打过好多仗，连脚拇指都没破过皮，这次是怎么遭的呢？还有徐大妹，他们结婚没有呢？夏林遭了，他手下还有那么多人，散了，变了，还是在我们手里？我越想越多，冷不防车夫停下来，大声问我：“你到底要到啥子地方，都拉到化龙桥了。”
我一看，忙说我到李子坝，怎么拉到化龙桥来了？车夫很不高兴，转身又拉起往回走，嘟哝着：“你又不早说，冤枉多跑了三四里路。”
到了家，谭老五已在门口等我。曾三姐一看我的脸色，就问出了什么事情，我说是母亲生病了，说着就进了屋，关上门，用剪刀把谭老五的衣领剪开，取出一张二指宽的白连纸，上面密密地写着两行字：
老夏不幸于八月十日病故，一切后事由我二人负责，请放心。余无他事，详情由谭老五面告。
陈唐
八月十三日
我坐在那里，说不出话来，谭老五好一阵才揩干了眼泪，说起夏林牺牲的经过。
“我们的队伍撤离之后，夏林带着郑起和的人，仍然驻在代市场一带，唐俊清调去协助他的工作，陈伯斋也带着队伍驻在他附近。这时营山前线正吃紧，敌人死守广安，根本抽不出人手来对付我们；加上我们和老百姓关系好，消息灵通，在代市场和新街一带很活跃；前一阵夏林和陈伯斋他们，还带着我们的人在新街帮助农民打谷子，连河对面广安城里的守兵，都看得清清楚楚。
“离新街不过十一二里，有个夏家院子，立着夏家的祠堂，说起来也算是夏林家的老屋。夏林十多岁的时候因为生活无着，在这里帮他的一个寡妇婶娘夏周氏家里跑腿；夏周氏没有儿子，见夏林精灵，想收他来继承家业。可是夏家的族长夏三公，一心想霸占夏周氏的财产，几次想谋害夏林，时值王尧又威逼夏林的二姐做小，夏林只得离开婶娘家，把二姐送到合川，自己到重庆下苦力。”
我听着，点点头，说：“这些事，我都知道。”谭老五又说：“我们的队伍驻在新街之后，夏三公心里害怕，几次来请夏林吃饭，夏林都不理他。这次听说夏林订了婚，他三公又找来，说你成年在外面漂泊，结了亲总要有个落脚处嘛，我给你把房子都收拾了，你带着大妹过来住。夏林还是不理他，说现在忙得很，不想结婚。夏三公就去找徐家两老，又找来夏林的姐姐，都去劝夏林，我们的一些同志也觉得现在时局不安定，不晓得什么时候大部队都要撤，不结婚徐大妹怎么好跟你一起走。特别是夏林手下一个叫李仲凯的小队长，跑上跑下地热心得不得了，说是新房收拾好了，席桌也订好了，就只等花轿抬人。
夏林想想大家的话，觉得也有道理，勉强同意了，只是提出不准声张，一切从简，免得出意外。当天，陈伯斋和唐俊清都有事不能去，就叫夏林多带点人去，夏林大咧咧地说没事，都是自家的亲戚，最多明天就回来。可是我还是跟着去了。
“下午，夏家用一乘小轿，把徐大妹抬到夏林家院子，只办了五六桌，许多人我都不认识，李仲凯说是夏家徐家的亲戚。拜了堂，又入洞房，就有许多人往屋里挤，先还以为是闹洞房的，可再一看怎么都是眼生的壮汉，我们几个人就急了，又挤不进去。就在这时候外面啪啪啪响了三枪，埋伏在四面的敌人一听枪声，全都扑进来，把夏林的房子包围起来。我这才看清楚，夏林的洞房原来是个口袋屋，没退路的，这才知道上了他三公和李仲凯这个叛徒的当。
“敌人的枪声很密，我们几个人根本没办法，子弹也没带够，三下两下就打完了，哪想到会出事！就赶快叫两个人回去给唐俊清报信，我在这里守着。这时候，夏林房间的墙上到处都是子弹孔，敌人使劲在喊捉活的捉活的，夏林偶尔打出几枪，一定就有人挨枪，他的枪法你是知道的。可是我晓得，他身上毕竟只有两夹子弹，而敌人却有这么多，二三十个！突然，我听见轰地一声，后面的一堵墙垮了，我看见夏林拖着大妹就要跳出去，可是哪里晓得外面也有人。他一点枪，子弹没有了，就被敌人捉住了。
“满院子吃喜酒的人都跑光了，只剩下堂屋里那对大红蜡烛还烧着。夏林和徐大妹被敌人推推搡搡地往外走，我突然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喊声。原来是八儿，八儿哭着喊着，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跑出来，抱着夏林的腿不放。一个家伙上去，扒开他的手，一脚把他踢了丈多远；八儿飞快地爬起来，喊着夏叔叔，又扑上去。夏林双手被扭着，看着八儿，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看见他突然碰了大妹一下，大声说：‘八儿你还不回去！’大妹一听，趁着混乱，随手解下身上的红绫丢给八儿，八儿突然不哭了，站起来，抓起红绫转身跑了。”谭老五说到这里，停住了。
我问他：“后来呢？”
“后来，敌人赶快把大妹和夏林押走了，等唐俊清带人追来，人都已经押过了河，听说当天晚上就审，要夏林把队伍带过来投降。夏林一阵乱骂，当时就被推出去打了。那夏三公又带着人来，说大妹都是夏家屋里的人了，要把她接回去，重新嫁人。大妹哭了一天一夜，等夏三公带着人贩子来抬人，才发现她已经吊死在梁上。”
我和谭老五哑坐在屋里，直到曾三姐来喊吃饭，才发现天都快黑了。我没去开门，又问：“八儿呢，八儿找到没有？”谭老五摇摇头，说：“没有。只是第二天在河边碰见个老头，说昨晚黑有个几岁的娃娃，沿着河边哭喊，要哪个送他过河，说要去喊人来救他叔叔。老头说这么晚了，哪里还有船，那娃娃哭喊着又跑了。第二天，唐俊清带着人，沿着河打捞，也没捞到八儿。有人说，这娃儿历来有心计，恐怕是跑到南部那边，找红军去了。”
我没说什么，什么也不想说，只想起我从监里回到山上八儿抱着我喊妈妈的样子。他的那双清清亮亮的眼睛，那冻得红扑扑的圆脸儿，还有那双长满了冻疮的手。他用那双小手，捧出一支不知道在包里放了多久的红梅花，那花儿已经皱了，他小心地抚平，给我插在头上，说是妈妈戴上了这花，就不会走了……
在监狱里，我曾无数次设想过和玉璧的见面，和见了面说什么。可是那天晚上，我们什么都没说，只说了八儿。玉璧告诉我，八儿是烈士的后代，将来把他送到重庆去读书。我说我知道，就当我多给你生了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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