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任何意义上说，沈从文的离开北京，几乎都是被视作社会垃圾面“扫地出门”的。人一走，原先在北京的一切权益便化为乌有。在沈从文离开北京不久，他的唯一一间住房（原有住房三间，其余两间“文革”初期即被没收）就被别人作为“战利品”接管过去。在当时，这种“鹊巢鸠占”现象实在屡见不鲜。沈从文重返北京后，费了不少口舌，才要回了先前剩下的那唯一一间房子。
可是，这小小房间实在无法安身立命。已被占去的自然无从归还，沈从文又不愿在这种问题上与人争执，百般无奈之中，沈从文只好写信给李季，请求为属作协系统的张兆和安排住房。李季与严文井派人了解情况，并与各方面协商以后，在小羊宜宾胡同给了张兆和两间房子——一间用作卧室，一间堆放杂物兼作厨房。尽管两间房子加在一起不过19平方米，在当时情况下，实在算得是解救燃眉的“及时雨”。
从此，原先在东堂子胡同剩下的一间房子，便成了沈从文的“飞地”。在这块“飞地”上，他又重新着手进行文物研究。
回到北京不久，历史博物馆一位副馆长向他转达了国家文物局的意见，说“文化大革命”前编写的那本古代服饰研究专著，已经重新看过，认为很有见解，值得付印，要他重新校过。于是，沈从文将已经被搁置了八年的书稿取回，对图像资料重新核对，一个月后交了稿。
然而，这一去又是音讯全无，杳无下落。其原因，自然不难想像。
沈从文只好不问收获，只管耕耘下去。他考虑得最多的，还是如何使该书更为完善。他考虑将“文革”以来新出土的有关服饰文物资料增补进去，并全面铺开在湖北咸宁时拟定的那批专题研究。“文革”前积累的40多本文物资料已荡然无存，一切都需从头作起，单是急需描摹的图像就是一大堆，幸亏王序和王亚蓉主动跑来相助。——王序即1953年参观历史博物馆时与沈从文相识的那位志愿军战士，从朝鲜归国后，让沈从文帮助挑选工作单位，后来被分配到科学院考古所工作。王亚蓉也是“文革”前与沈从文相识，那时，王亚蓉是一位待业青年。沈从文去图书馆查阅有关服饰资料、图像，一位姓杨的老共产党员，见沈从文需要描摹文物图像的助手，遂向他介绍了王亚蓉。于是，沈从文每月从自己工资中拿出二三十元，作为王亚蓉帮忙的报酬。
得知沈从文重返北京，王序和王亚蓉立即跑去看他，想起沈从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遭遇，至今仍不愿放下工作，两人十分感动。沈从文对他们说：“个人受点委屈有什么要紧，要看到国家在世界上作战！我们的文物研究工作还赶不上日本朋友，使人心里难过得很。对我们的文化，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们自己！”
共同的心愿将这两代人拴在了一起。在全国人文科学研究仍处于全面停顿的背景下，他们组成的这个文物研究班子，在沈从文的那块“飞地”上，十分认真地干了起来。不多久，整个房间的墙壁上、窗棂上，到处贴满了经过选择描摹出来的图样，和大大小小写有说明文字的纸条，床上、桌上、地上，无一处不是书。床上有一大半地方堆放了随手应用的图书，晚上，书躺在躺椅上，人便躺在躺椅上的书上。在陌生人眼里，这里有着简直无法容忍的混乱。但在沈从文眼里，这一切乱中有序，结构成一部物我无间、十分谐和的乐律，任何人都不能随便移动——在这块“飞地”上，对那些画面上的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沈从文拥有至高无上的威权。
这里距小羊宜宾胡同，有两里路远近。虽然这里兼作工作室与卧室，吃饭问题却无法解决，沈从文只能每天返回小羊宜宾胡同一次。
不管是冬天或夏天的下午5点钟，认识这位“飞地”总督的人，都有机会见到他提着一个南方的带盖竹篮子，兴冲冲地到他的另一块“飞地”去。他必须到婶婶那边去吃晚饭，并把明早和中午的两餐饭带回去。
冬天尚可，夏天天气热，他屋子特别闷热，带回去的两顿饭很容易变馊的。我们担心他吃了会害病。他说：“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因为我们家里也颇想学习保存食物的先进办法。
“我先吃两片消炎片。”①一些登门造访的亲戚、朋友、熟人，看到这种情形，都不免摇头、苦笑、叹息，带一份怜悯同情，纷纷劝他该有个节制，不要这么傻干。有人还忿然代抱不平：“这哪里是在进行什么工作？你作出来又有什么用？你充满热情为国家工作，可国家给了你什么？”
这也难怪。沈从文的这份工作没有任何预期。重新校订后上交的那本服饰研究专著，在馆长的办公桌上压了三年以后，于1974年退还给沈从文，出版已毫无希望。对亲戚、朋友、熟人的好意劝告，沈从文只是报以微笑。人各有志，一个人的选择就是他的信仰。自己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没有理由自行亵渎。虽说自己一切成就并不预备“藏之名山”，却不能因为没有出路就中途而废。沈从文有了越来越强烈的紧迫感。自己已是73岁高龄了，揽镜自照，已是满头白发，精力已大不如前。身体随时都可能发生故障，报废只是早晚间事。工作条件再差，只要头脑还得用，就得抢时间把近20年所学种种分门别类整理出一个头绪，哪怕所走还只是第一步，至少可给后来者一点方便。
想起国家目前的处境和面临的前途，沈从文心里起了一丝隐痛，却并不失去对未来的信心。尽管因少数人弄权，肆行无忌，国家前途尚难预料，社会上所出现的情况，是全面破坏与瘫痪。研究工作的不为重视，自己工作条件的恶劣，自是意料中事。但一切阻挡历史前进的东西，决不会长久存在。民族理性的抬头，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必然的。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公民，国家权力中枢发生的一切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自己既无从弄明白，也就丝毫谈不上作出什么有益于形势发展之举，只能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尽可能坚持下去。这是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热爱祖国、报效民族的唯一途径。
他对王序、王亚蓉说：“旧时当官的感到不如意时，可以表示‘倦勤’，但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却不能消极。因为他是国家的主人，不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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