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为强大政治压力所规范的人的外部行为和社会舆论的一律，无从完全改变世事的是非曲直。世道人心的差异依然存在。历史博物馆的军管会一成立，一个姓黎的瑶族出身的军代表，就将沈从文叫去，十分平和、诚挚地对他说：“你别担心。你根本无事，没有政治问题。”
沈从文知道，这是对方对自己的安慰。以一人之力，是无从改变既成事实的。但他仍然从中感到人与人之间理解与同情的温暖与可贵。
第一道冲击波过去，沈从文反倒变得安全了。由于他在历史博物馆不是“当权派”，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他不久就成了“死老虎”。——“死老虎”打起来无味，也不能显出打老虎者的英雄本色。于是政治的兴奋中心发生了转移：揪党内、军内的“一小撮”，那些还在走的“走资派”。于是，沈从文被“挂”了起来。除装点性的陪斗外，便同其他“牛鬼蛇神”一道，每天被集中在博物馆的裱画室里，学《语录》，唱“混蛋歌”，参加各种体力劳动。沈从文的任务是负责打扫历史博物馆的女厕所——对一个60多岁的老翁，似乎没有人担心他会有什么不轨之举。有时又被安排拔草，要打扫厕所时便打扫厕所，要拔草时便拔草，沈从文照样做得十分认真称职。
有时，他也想利用闲暇时间看点书。可是，除了马列、毛泽东著作，其它的书不许看。跑到图书馆去借与古代服饰研究有关的全套《三才图绘》，也遭到拒绝。说是全套不借，要借只能一册一册借。
他只好专心致志于拔草和打扫厕所了。
其时，毗邻博物馆的天安门广场，经常有数万、十数万人的大规模群众集会。或是红卫兵检阅，或是大型批斗会，或是欢呼“最新、最高指示”的发表。那是由红旗、红袖章、红宝书汇成的红色海洋。人潮汹涌不息，口号声响彻云天，气势无比雄壮。在这种背景下，每天从事周而复始的劳作，沈从文心里却充满稀有的平静。
这天，沈从文又一次到博物馆的院子里拔草，院墙外的天安门广场上，又一次群众批判大会正在举行。“打倒……！”“……万岁！”“……进行到底！”的口号声如一阵阵惊雷，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炸裂，鼓动的声浪铺天盖地袭来。
突然，沈从文眼睛一亮。他看到院子的一角生长的一株秋葵，正在深秋的寒风里微微抖动。一朵红花从植株的中心勃起，花瓣叶片上挂着晶莹透明的露珠，楚楚可怜，又生机盎然。
沈从文忽然心有所感：尽管身处金风肃杀时节，眼前的小小生物却仍在履行自己的责任。他仿佛触到了生命的律动，感到了生命自身保有的那份镇定与从容。
那朵小花，真美！
这一瞬间，院墙外传来的声浪仿佛突然减弱、退远，乃至于消失。沈从文的心灵空间一片谧静，谧静中又浸润了一丝伤感。
——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然而，内心的平静无从左右外部世界的变动。这种拔草、打扫厕所的日子没有一直持续下去，一份新的变动又在改变着沈从文的处境。
先是1969年7至9月间，文化部所属各单位和文联各协会的全部工作人员，按照统一部署，分别安排去湖北咸宁、天津宁海等地的“五·七”干校和军队农场劳动，一面搞“斗、批、改”，一面接受“再教育”。九月末，在《人民文学》杂志社任编辑的张兆和，已随本单位人员去了湖北咸宁。至此，沈从文一家成员已经是天各一方：次子虎雏早在1966年就同妻子去四川参加“三线”建设；女儿朝慧早成了各地飘泊的“黑户”；长子龙朱虽仍在北京，却因1957年在一张别人写的向党委提意见的大字报上签名，被划成“右派”，眼下正在北京工业学院附属工厂里接受监督改造。因接受一顶“右派”帽子牵累，35岁的人了，仍未能结婚。尽管如此，只要沈从文还留在北京，全家人到底还有一个团聚的中心。可是，就在张兆和去湖北一个月后，1969年11月的一天，沈从文家里来了两个人，通知他五日内作好离开北京的准备。
问：“去哪里？”
答：“到湖北去。”
几天后，历史博物馆召开了一个动员会议，与会者共27人。其中有五位年过60的老人，并且都是病号。
会议的宗旨是动员与会人员去“五·七”干校，并规定每个人都得表明自己的态度。
先是两位副馆长带头发言，大意说：知识分子去“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照主席的话去做没有错，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就会犯错误。主持会议的军代表十分高兴，连声夸奖：“还是老同志有觉悟。”
见他们一个个慷慨激昂，信誓旦旦，沈从文信以为真，轮到自己表态时，便说：“既然大家都去，我也去。”
朝慧担心父亲的健康，跑到历史博物馆问领导：“下面情况如何？老人吃不吃得消？”
一位副馆长回答：“那里美得很，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久，沈从文即发现，与会27人中，到后下去的只有包括自己在内的三个老弱病残，远较他们年轻的反以各种理由留下了。后来又得知，这样一种搪塞无法向上面交待，一些人仍被逼着要下去，那位说下面“美得很”的副馆长无可奈何，幽幽地哭了一场。
先是在动员会上，就有了明确交待：“你们去了，就要下决心在那里扎根，不要再打算回来。除了煤球，什么都带下去。”
沈从文照例信以为真。他估摸着：以一老病之身，自己这一去再也回不来了。临行前，他将在京的几个至亲子侄叫到身边，把手头的一点积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沈从文每月只能领50元生活费。这时“落实政策”，按原工资补发所得——分给了他们。龙朱、虎雏、朝慧、黄永玉各得一份。
这真是一个悲壮的骊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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