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外部行为上，沈从文紧紧拥抱着自己所选择的新的工作不放，割断了与自己曾为之献身的文学创作的联系，一如当年选择文学创作，于沉默努力中求得进展。然而在他的心之一隅，仍保留着被主体抑制却并未断情的对文学创作的眷念。那是他的初恋，是他的结发之妻。它曾伴随他走过几十年艰难而漫长的人生之路，一旦割舍，说是放下了，倒恰恰像是不能放下的一种证言。当巴金、郑振铎、蹇先艾、端木蕻良、张天翼、李乔、何家槐等仍坚守文学本业的朋友、熟人相继来看望他时，心里无从抑制的那份伤感，也许正是这种眷念之情的下意识的流露？
这期间，在国务院工作的一位熟人曾写信给他，表示愿意为沈从文重返文坛做一些必要工作。
我从旁边观察，他为这封回信几乎考虑了三四年，事后恐怕始终没有写成。凡事他总是想得太过朴素，以致许多年的话不知从何说起。①针。一时间，文艺界开始活跃起来，出版界也出现了重新出版“五四”以来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的热潮。
一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选编的计29万余字的《沈从文小说选集》的书稿，送到了沈从文手中。面对这部书稿，想起几年前开明书店的来信中所说作品已过时，代为焚毁的话，沈从文百感交集。
在为这本选集所写的《题记》中，沈从文回顾了自己文学创作的行程之后，不无伤感地写道：当更大的社会变动来临，全国人民解放时，我这个和现社会要求脱节了的工作，自然难以为继，于是终于停顿下来了。一搁就是八年。由于工作岗位的改变，终日长年在万千种丝绸、陶瓷、漆、玉、工艺美术图案中转，新的业务学习，居多属于物质文化史问题，和对人民生产服务的需要，越深入越感觉知识不足。在这种情形下，我过去写的东西，在读者友好间还未忘记以前，我自己却几乎快要完全忘掉了。
……记得24年前，上海良友公司印行我习作选集时，在那本书题记中，曾向读者深致歉意，觉得费去万千读者的宝贵时间，心中极不安。希望在另外一时，还能够写出点较新较好的东西。现在过去了20多年，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①
然而，一种重新提笔创作的激情，同时在沈从文胸中滚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已显示出对文学艺术不同风格和形式的社会需求的确认。自己也许还没有完全过时？沈从文有点动了心。
希望过些日子，还能够重新拿起手中的笔，和大家一道来讴歌人民在觉醒中，在胜利中，为建设祖国、建设家乡、保卫世界和平所贡献的努力，和表现的坚固信心及充沛热情。我的生命和我手中的笔，也必然会因此重新回复活泼而年轻！②可是，接踵而来的发动党内外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大鸣大放、反击右派进攻……，一场极不寻常的政治风雨，送过了1957年的春夏秋冬，同时也熄灭了沈从文重新执笔创作的热情。——他那本解放后直到70年代末所出版的唯一的一本选集，如果再迟一、两个月，使不能出版。
对此，沈从文心里已经没有了什么不平。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自己所从事的文物研究工作，正急待深入开展。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安定，正为此提供必不可少的条件。他从工作中，获得了心灵的稳定与平衡。
1957年夏天，当社会上大鸣大放正进行得十分热烈的时候，沈从文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来人是专程从上海来京的一位青年学生。见面后，他对沈从文说，上海《文汇报》正等着要消息。你是著名的老作家，解放后对你的待遇太不公平，你对共产党有什么意见，尽管说！我一定代你写出，在报上为你鸣不平。
沈从文心想：我有什么不平？不再从事文学创作，那是我自己的决定，不是谁不准我写，也不是谁规定我只能写什么，而是自己心里有个限制。
来人拿出一张介绍信，递给沈从文。沈从文接过一看，见介绍信上写着张恨水、小翠花和自己三个人的名字。
沈从文有了点疑心：自己与另外两位有什么相干？为什么将我的名字和他们的放在一起？是一种疏忽还是有意为之？他对来人说：“你们恐怕弄错了人。”
“不错，不错。”
“我和介绍信上另外两位都不相熟。”
“那是随便填上去的。”
沈从文默默无语。过了一会，他对来人说：“近年来我正在做丝绸研究工作，只担心工作进度慢，怕配不上社会的要求。如果有什么不平要写文章，我自己会写，也有刊物刊载，不必别人代劳，请不要记什么吧。”
来人随身带了照相机，原准备给沈从文拍照的。见沈从文如此一说，照相机也不便再打开。坐了一会，便告辞而去。
望着来人离去的背影，沈从文心想：这个青年人太过热情，以为我多年不弄创作，就一定受了委屈，一定有许多意见憋在吐子里待放，却料不到我目下搞的研究，过去是不可能有人搞的，因为简直无从下手，只有现在才有可能来从事这项工作……他因失望而去，说不定还会说我“落后不中用”！——沈从文不免露出一丝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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