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原因，除了读书范围杂，以尼采式的孤立，佛教的虚无主义和文选诸子学，以及弗洛依德、乔依斯造成的思想杂糅混合，全起源于个人与现实政治游离产生的孤立，过去只从历史认识政治二字的意义，政治与统治在我意识中即二而一，不过是少数人又少数人，凭着种种关系的权力独占。专制霸道，残忍自私是它的特征。辛亥革命后十余年的政局变动，更说明这个上层机构，实已腐烂不堪。我20岁以前所理会的政治，不过是使人恐怖，厌恶，而又对之无可奈何的现实存在。因此，产生了对一切政治的怀疑与不信任。而又以为文学与文化，宜属于思想领域而非政治领域。一切社会思想著作之所以引人入胜，使世界千千万万读者，能从作品中得到热情鼓舞，实由于这类作品，也是科学也是诗。不断扩大深入到世界上优秀思想家、艺术家、组织家，以及万万千千素朴年轻生命中，作成千万种不同的发展，人类关系才因之完全重造，改变了世界面貌，形成人类进步的奇迹。这种对思想的倚重，一面是不明白流行在文学运动中“政治高于一切”对人民革命的意义，一面却承认共享共有的进步社会理想是哲学也是诗，一面对旧政治绝望，另一面对新的现实斗争又始终少认识，少联系。
这个思想发展，和更长远一些的生活背景有关联，我所生长的凤凰县，多外来商人、屯丁和苗民混合居住。由于习惯上的歧视和轻视，后来被人称作“镇筸苗子”。出于民族压迫，清政府早将土地全部收归官有。辛亥革命失败、城区四郊杀人到数千，牺牲的大部是苗人。这以后，军阀割据火并，大小军阀土匪反复砍杀，贪官污吏恶乡保横征暴敛，……我从这种可怕环境中长大，按家庭出身宜有向上爬意识，生活教育却使我向下看。我由于否定这个现实，五四运动的微波余浪，把我推送到了北京城。北来后军阀政治的黑暗，加深了我对政治二字的厌恶，却也妨碍了我对政治深一层的理解。这时，左右思想阵容分化明确。荚美系学者正在讨论科学玄学，为一堆抽象名词纠缠得极热闹。我得到一种印象，即这些学者名流对明日社会，怕做不了什么事。因此，生活交往依存于自由主义者群，思想情感见于作品与孤立而偏左。另一方面，社会新旧斗争一系列发展，我都一一见到，越来越复杂尖锐，我却俨然游离于纠纷之外。
政治斗争时有张驰，而文学斗争上随之时而飙举云起，时而灰飞烟灭。两种斗争在曲折发展中又都不免联合复分化，令人把握不定，浸透一种感伤的心情，把历史上一些作者比拟太空诸星，以为各自照耀，各有千秋，还依然是一个整体。古今人虽相去千里万里，恰如万壑争流，彼此终必到达人类进步的大海。因此虽活在20世纪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中，思想意识不免停顿在19世纪末的文学作家写作意识领域中。
经过在革命大学10个月的学习，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集体主义和实践的重要性，有了新的理解。惟就个人认识，则《实践论》的伟大意义，却不在乎为扩大阐释此文件而作的无数引申，实重在另外万万人如何真正从沉默无言的工作中的实践，即由此种工作生活的实践，检查错误，修正错误，一切不离乎实践。
在北京解放后的三年中，由于报刊上完全消失了沈从文的踪影——既无作品发表，也没有关于他的消息，引起海内外的种种猜测和谣传。有说沈从文因受折磨死去的，有说他被关进监狱的，有说他被强制劳改的。为澄清谣言，回答海内外亲友的惦念，沈从文写道：这个检讨则是这半年学习的一个报告，也即我从解放以来，第一回对于个人工作思想的初步清算和认识，向一切关心过我的，教育帮助过我的，以及相去遥远听了些不可靠不足信的残匪谣言，而对我有所惦念的亲友和读者的一个报告。
此时，沈从文的工作已经正式转入历史博物馆。从中央革命大学出来后，沈从文曾随工作组去四川宜宾，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农村土地改革工作。
从四川返回北京后不久的一天，突然有小车来接沈从文去北京饭店，说陈赓约他见面，并请他吃饭。
眼前的事实将沈从文猛然拉回到20年前，耳边响起胡也频的声音：“你的一个老乡想见你。”不想这个长达20年的预约，到今天还没有过时失效。想想20年的人世变迁，沈从文不免起恍若隔世之感。
一见面，陈赓向沈从文叙述了自己早年的一段遭遇。20年代，陈赓曾流落到湖南衡阳。正当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不知何以为计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个姓曾的湘西人。其时，此人在衡阳当铁路局长。见陈赓处境狼狈，旋即慷慨解囊，送给陈赓30块找作路费，介绍他去了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几十年来，陈赓一直感念着这位湘西人。20年前约沈从文见面，20年后仍不忘践约，沈从文知道，爱屋及乌，这是眼前这位开国名将一份感念之情的替代性的寄托。然而，他仍然从这位共产党人身上，感到了人与人之间弥足珍贵的纯真而诚挚的温情。
随后，陈赓关心地询问了沈从文目前的情况。得知沈从文己转入历史博物馆工作，陈赓说：“你没有什么问题，不要有什么负担。抗战时期，你的作品在解放区也很流行。现在在博物馆工作，这也很好。”末了，陈赓拿来一些旧画和其它文物，请沈从文鉴别。其中，一个出自土司的翡翠，为无价之宝。
这次会见，给了沈从文一种难得的精神慰藉。陈赓的话也使沈从文恍然若悟：过去一时将自己当反动派看待，显然不是上面的示意，不是出于共产党的政策。历史的一时误解与历史的真实目的之间，政策执行中的偏差与政策本身，不可免存在着矛盾。然而，这种认识上的不能统一处，又使他隐隐约约地有了一点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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