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这位小说家见了面。当时刚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出来的萧乾同志正在编《大公报》的副刊，这次是他以主人身份招待一部分在北平的投稿人，被邀参加的有芦焚、刘祖春、严文井、田涛等七八位，连同主人刚好坐满一圆桌。记得沈从文先生的一小描写湘西部队生活的短篇小说《顾问官》，正在上海《文学》月刊上发表，当我们称赞萧乾的副刊编得不错时，他拍拍坐在身边的沈从文先生的肩膀，笑笑说：“喏，有这位顾问官！顾问官！”我所以事隔半小世纪之后还能记起这个小小情节，是因为当时刹那间浮现在从文先生脸上那副显得异常亲切的笑容……只是在散席时才走到他面前，小声问了他的住址，说明改日要去登门拜访。他拉着我的手点头微笑：“好的，欢迎你来，晚上我总在家！”
……他和夫人张兆和先生待人都和和气气的，不会给人一种压迫感。那时他的年纪也只有30来岁，说话的声音虽轻，却有激情，只是土腔很重，三句里我大概只能听懂一两句。担心打扰他，我去拜访的次数不多，每次坐谈的时间也不长。往往是给他送稿子去，听他对稿子的意见，他也总是微笑着说：“好嘛，好好写。”他收下稿子，有的转给《小公园》和《国闻周报》，有的放进自己编的《文艺》周刊。有时稿子被发出来了，才发现原来已经由他动笔作了些删改，主要是为了能稍稍精练些。和我同时向《大公报》文艺副刊投稿的年轻人中间，和我比较接近的，有一位是河北的田涛，还有一位是云南的李寒谷，后者是我的同班同学，写了一些边疆家乡的风土，笔名“寒毂”还是从文先生给取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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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特别留心那些出身寒微、眼下正在困境中挣扎的青年作者的稿件。这类稿件常附有作者来信，向编者诉说自己的艰辛。这些来信勾起沈从文对往事的回忆。十年前，自己的处境正与他们相同。可是，有的编辑却当众讥讽着将自己的稿件揉成一团丢到纸篓里去！他忘不了听到这消息时心灵受到的严重损伤和切骨之痛；现在，因缘时会，自己成了文学刊物的主持人，当年的历史不能在自己手里重演！他也想起那些关心爱护过自己的师友，正是他们给自己以温暖。在这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的同情、理解与信任更为可贵的了！
沈从文不敢苟且。眼前的这些青年作者的来稿，有出手不凡的，有略带疵瑕的，有质量稍差的，也有不适宜发表的。对那些略带疵瑕的，他便亲自动笔删削、润色；质量稍差尚不宜在《文艺》周刊上刊发的，便想方设法介绍给其它刊物；实在不得已需要退稿的，也尽可能给作者回信，情辞恳切地指陈作品的缺陷和改进的方法。
回想起来，他对我送去的稿子，总是用极宽容的态度对待，尽可能使它们得到发表的机会，好像从来没有给我打过退票……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夜宿集》，也是从文先生给取的书名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就在那个集子里，收容了我初期那些幼稚习作中的一部分。直到现在，虽然迭经变乱，我竟奇迹似的保留下一份经过从文先生签字的出版契约，成为自己漫长写作历史上一个值得回忆的纪念。①有一天，我去看望他。谈话的内容照例是一些关于写作方面的事情。他忽然微笑着问道：“我看你发表的作品不算少了，编得成一本书了吧？怎么样，编它一本好不好？”
能够把写下来的习作编成书出版，对我当然是一个望外的喜讯，刹那间自然也顾不得习作的幼稚粗陋，忘记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不仅立刻表示了同意，而且一回住处就满怀兴奋地做起编选工作。当时还有种种依赖思想，觉得反正还有一位前辈在那里把关，自己只要收集一下就行。
过了几天，我就把一大包发表过的稿子送到从文先生家里去，请他再给我看一看，选一选。几天以后，我又性急地跑去找他，他依然微笑着告诉我道：“书已经给你编起来了，取了其中一篇的题目做书名，就叫做《夜宿集》，好不好？”
不待说，我也马上表示了热切的赞同。
“那么，”他接着说，“我把它推荐给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他们正委托我编一套创作丛书，你这个集子就算作中间的一本，好不好？”
商务印书馆是一家全国最大的书店，如果不是有人推荐，一般很少接受像我这样初学写作者的稿子，可以想见我对他的感激。①这占去了沈从文的许多时间。他本拟续《边城》之后，进而完成描写湘西小城人生的系列小说《十城记》——分别以王村、沅陵、保靖、洪江、辰溪、芷江等地为背景，终因扶植青年作者而付之阙如。
……本拟写十个，用沅水作背景，名《十城记》。时华北闹“独立”，时局日益紧张，编《大公报·文艺》，大部分时间都为年轻作者改稿件费去了，来不及，只好放弃。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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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还常常慷慨解囊，帮助那些生活上处于困境的文学青年。卞之琳自费出版第一个诗集时，沈从文就曾提供过资助。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他每月可从报社获取100元的报酬，这些钱却大部分被用于请作者吃饭，给青年作者预支稿酬上了。——他经历过无望无助的人生痛苦，能更切身地体会到一个穷困的文学青年，在中国现实环境里所必然遭遇的人生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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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二哥极爱朋友，在那小小的朴素的家中，友朋往来不断，有年长的，更多的是青年人。新旧朋友，无不热情接待。时常有穷困学生和文学青年来借贷，尤其到逢年过节，即便家中所剩无多余，也尽其所有去帮助人家。没想到我爸爸自命名“吉友”，这女婿倒能接此家风。
一次，宗和大弟进城邀我同靳以去看戏，约在达子营集中。正好有人告急，沈二哥便对我们说：“四妹，大弟，戏莫看了，把钱借给我。等我得了稿费还你们。”我们面软，便把口袋所有的钱都掏给他。以后靳以来了，他还对靳以说：“他们是学生，应要多用功读书，你年长一些，怎么带他们去看戏。”靳以被他说得眼睛一眨一眨的，不好说什么。以后我们看戏，就不再经过他家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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