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说法，在《记胡也频》里，沈从文谈及三人在北京时的往事时，也曾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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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闸一个公寓里，我们是住过同一公寓的，在景山东街一个住宅里，我们也住在同一公寓里，到后在汉园公寓，仍然又同住在那个公寓的楼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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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住”并非“同居”，二者的区别，在汉语的习惯用法里，应当是明确无误的。“同住”二字引起的一些海内外人士的疑问，大约是受了有关传闻的影响，企图从当事人那里寻找佐证的一种联想。沈从文用不着以有意的含糊来混淆视听，以损害丁玲的名誉。至少，贬损别人同时也脏污自己，即便对沈从文自己，也不是什么聪明之举。丁玲在“同住”二字上产生的未曾明言的惊讶，似乎同她直到80年代才读到《记丁玲》一书时的整体心境有关。其实，早在1931年，她就看过有着同样提法的《记胡也频》。由于时间过去了50年，她大约是早已忘却了。
实际上，这“同住”，在上海期间，指的是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共同租赁萨坡赛路204号一事。当时，胡也频、丁玲及丁玲母亲住二楼，沈从文和母亲、九妹住三楼；在北京汉园公寓的“同住”，也曾引起过一些猜疑。当时是这座公寓小主人的美籍华人黄伯飞，在他的一篇回忆文字里，作过这样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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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位住在汉园公寓的青年，我虽然只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不知怎的却都知道他们搞创作。我和沈从文所住的房间只是一墙之隔。沈从文的房间是楼后坐二楼左角的一间。我的房间正对着围绕天井的左边的走廊。沿着左边走廊的两个房间，一间是胡也频的，一间是丁玲的。这两个房间彼此相通，他们两个只用靠近楼梯的一个门口出入。
这三个人我常见的是沈从文。他每次从外面回来差不多总是挟着一些书籍和纸张，脚步迅捷地走到我的房门前边就向左一转走到自己的房间去。胡也频总是一早就出去，很晚才回来，有时几天都看不见他。丁玲则多半的时间躲在她的房间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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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种传闻究竟是否确有其事的问题，沈从文和丁玲的回答都是否定的。1984年，笔者曾当面向沈从文提及这个问题。对这个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传闻，沈从文带着几分难以理喻的厌烦。沈夫人玩笑似地插话说：“不必回避，有什么就说什么吧。”沈从文摇摇头，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没有这回事，那是上海小报造的谣。”
尽管如此，作为对事实确证的要求，当然不能仅以本人的证言为准。然而，倘若承认男女间的性爱，并非仅仅是一种生理欲求，它还需要情感与精神（包括双方的人格、气质）的相互吸引，那么，一贯被丁玲看作“软弱”、“动摇”、“胆小”的沈从文，是不会引起丁玲情感和精神上的共鸣的。她与沈从文的关系，即便在当时，也不会超出朋友之间的范围，应该是可以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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