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几天，沈从文或是躺在床上，或是来到河边，或在山头，或在马房，独自一人秘密地想来想去，他终于得出一个结论，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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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坏我知道有一天得死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气力，咽下最后一口气，比较在这儿病死或是无意中为流弹打死，似乎应当有意思些。”到后我便这样决定了：“尽管向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的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我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明天可望解决，那我赢了；若不好，向一个陌生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节肚子瘪瘪的倒在人家空房下的阴沟边，那我输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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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湘西各县为了实施“乡自治”决议案，正在筹办各种学校。为造就师资，决定派送学生出省或去本省学习。凡学棉业、蚕桑、机械、师范及其它适应建设专业的学生，通过相应考试，都可由公家补助外出读书。愿进本省军官学校的，凡在本地军队任职而又愿意去的，可以临时改授一个少尉衔送去。沈从文虽然已决定去北京读书，可究竟学什么？却没有明确具体目标。当他鼓起勇气，嗫嚅着向陈渠珍述说自己的打算时，还担心陈渠珍不会答应。因为他明白陈渠珍的为人：自己虽然好读书，却从不鼓励部下读书，他害怕部下夺权，正援用孔夫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例。可是这次，陈渠珍却立即同意了。也许是这时他听从了老师聂仁德的劝告，要想振兴地方，必须选送人才外出求学。他答应让沈从文领三个月的薪水，还鼓励说：“你到那儿去看看，能进什么学校，一年两年可以毕业，这里给你寄钱来。情形不合，你想回来，这里仍然有你吃饭的地方。”
于是，沈从文拿着陈渠珍写的手谕，到军需处领了27块钱，独自离开了保靖。
沈从文终于跨出了对于他一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这一步跨出去，开始了他此后无法逆转的生命历程，同时意味着他即将摆脱生命的自在状态，从一般的“乡下人”中间脱蜕而出，汇入“五四”开始的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历史洪流。
离开保靖，沈从文坐船沿沅水而下，到达沅陵，去探望此时住在沅陵的父母。大约在1921年，沈宗嗣已从东北返回湘西，在陈渠珍部作了一名上校军医官。先是随那位张司令官驻龙潭，不久随司令部迁返沅陵。沈从文的母亲和九妹也赶到沅陵，与沈宗嗣同住。这位一心想当将军的将军后裔，终于只能在一个上校虚衔上走完自己生命的后一段路程。到他在凤凰逝去，沈从文再没能同他见面。这次沅陵相会，是沈从文与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
在沅陵停留的几天里，沈宗嗣向沈从文叙述了关于那位可怜嫡亲祖母的故事，关于她的苗人身份，关于她的最终被远远卖去，关于黄罗寨乡下树林里的那座假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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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十分遥远了。那是黄罗寨乡下。按规矩在大年三十这一天，各家都要给死去的亲人上坟“点亮”。①……自己随了姨婆到各处坟间乱转……一片密林，林子间一处隆起的坟墓，几茎枯黄的茅草在坟头摇动。坟上一块墓碑，上面依稀可辨几行字迹。
姨婆说：“岳焕，这是你婆，快磕头！”
按习惯，凡本家祖父辈都称“公”，祖母辈皆称“婆”的，那时自然还不曾起过怀疑。现在终于明白，原来那就是自己嫡亲祖母。嫡亲祖母是被远远卖去的，那座坟原来是座假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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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话，就像河中长潭里的流水，静静地在空中缓缓滑过。沈从文仿佛在听一个十分切近而又十分遥远的故事。没有悲哀，也没有愤怒。只是凤凰城周围山头上的残碉，长宁哨古堡黄昏时呜咽的号角，因“苗人造反”，遭到屠杀的成千累万的无辜，古史上屡遭征伐的南方“蛮族”，白河边矗立的立约铜柱，为征讨湘西“蛮族”困死的汉伏波将军马援……，此时却连成一气，再也无法从沈从文的心头挪移开去。60多年以后，我在北京沈从文寓所，向他问起父子俩当时讲述这件往事时各自的心境，意在从中获得类乎“痛说家史”一类的戏剧情节，用于这本传记的写作。可是沈从文的回答大出我的意料之外，他说：“讲的人十分平静，听的人也十分平静，仿佛在听一个极平常的故事。因为在我们那个地方，这类随便买卖苗人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几天后，沈从文辞别父母，背起一个小小包袱，从常德乘船，越过八百里洞庭湖，经武汉，到达郑州。因黄河涨水受阻，遂转徐州，经天津，在离开保靖19天后，到达北京。
走下火车，站在前门广场上，沈从文举目四望，只见川流不息的人群，巍然高耸的前门城楼。
——“北京好大！”
他知道，自己“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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