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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印刷工人使我很感谢他，因为若没有他的一些新书，我虽时时刻刻为人生现象自然现象所神往倾心，却不知道为新的人生智慧光辉而倾心。我从那儿知道了些新的、正在另一片土地同一日头所照及的地方的人，如何去用他们的脑子，对于目前社会作一度检讨与批判，又如何幻想一个未来社会的标准与轮廓。他们那么热心在人类行为上找寻错误处，发现合理处，我初初注意到时，真发生不少反感！可是，为时不久，我便被这些大小书本征服了。我对于新书投了降，不再看《花间集》，不再看《曹娥碑》，却欢喜看《新潮》、《改造》了。
我记下了许多新人物的名字，好像这些人同我都非常熟习。我崇拜他们，觉得比任何人还值得崇拜。我觉得稀奇，他们为什么知道事情那么多。一动起手来就写了那么多，并且写得那么好。
为了读过些新书，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该有许多事情可作，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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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感情的支配下，沈从文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向上海方面捐款兴学。他常常从报纸上普通社会新闻栏里，看到介绍卖报童子读书、补锅匠捐款兴学的报道，便起了捐款的念头。在一次领到一个月的薪金后，就全部买了邮票，装进一个信封，上书“《上海国民日报·觉悟》编辑处转‘工读团’”，落款“隐名士兵”。将信悄悄寄出后，仿佛尽了一份自己能尽的社会责任，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愉快。
在五四运动爆发将近三年以后，偏处一隅的沈从文终于受到了“五四”精神的洗礼，虽然有点姗姗来迟，却终于加入到对沈从文精神领地的开垦。一时间，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由新的社会思潮所体现的西方文化传统、实际存在于湘西本土的文化传统，在沈从文内心世界发生着猛战的撞击，不啻一场战争！其结果，使他终于向新思想“投了降”。他从历史文化中培养起来的民族自豪感和热爱国家，热爱脚下土地的情感，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朝着时代的主潮皈依，开始面对20世纪的“中国问题”，并由此产生了对别人、对民族中大多数人，对人类应当承担责任的社会理想和历史使命感。而这三种文化传统相互撞击形成的“合力”，又势必影响和规范着沈从文思考“中国问题”的独特方式。虽然在当时，他还不可能明确意识到这一切，但由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催发的，属于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精神痛苦，却将要使他的灵魂不再有安宁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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