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年底，杀人终于停止。因为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其时，革命党人又在凤凰、乾州、松桃三厅重新聚集了力量，准备规模更大的武装起义。一来，衙门大官眼见到全国各省纷纷“独立”，清王朝气数已尽；二来，他们也感到了再与革命军对抗后果的可怕，1912年初，凤凰道、厅衙门被迫宣布投降。于是，城里各处挂起了白旗，反正的士兵结队在街上游行，衙门方面与革命党人达成妥协：一切地方事务交本地绅士出面主持，革命党人方面放外来镇守使、道尹、知县离境走路。
革命在凤凰算是成了功。但是，在革命中付出巨大牺牲的苗、汉人民，并没有获得他们应有的报偿，地方的军、政大权落到了凤凰上层绅士阶级手中。其后相继崛起的田应诏、张学济、陈渠珍等地方军政势力，直接影响到湘西社会后来30年的兴衰荣枯。革命后地方不同一点，绿营制度没有改变多少，屯田制度也没有改变多少。地方有军役的，依然各因等级不同，按月由本人或家中到营上去领取食粮与碎银。守兵当值的，到时照常上衙门听候差遗。马兵照旧把马养在家中。衙门前钟鼓楼每到晚上仍有三五个吹鼓手奏乐。但防军组织分配稍微不同了，军队所角器械不同了，地方长官不同了。县知事换了本地人，镇守使也换了本地人。当兵的每个家中大门边钉了一小牌：载明一切，且各因兵役不同，木牌种类也完全不同。道尹衙门前站在香案旁宣讲圣谕的秀才已不见了。
但革命印象在我记忆中不能忘记的，却只是关于杀戮那几千无辜农民的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①革命也给沈家带来了始料不及的变化。先是在镇守使、道尹、知县衙门宣布投降，地方一切交由绅士主持后，沈宗嗣因暗中参与革命，在民主选举中成为本地要人。但不久，凤凰举行省议会代表选举，沈宗嗣与一个姓吴的竞选，结果失败，心中愤愤不平，觉得脸上无光，一气之下，便离开凤凰，跑到北京去了。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个本地人阙祝明。二人同住北京酉西会馆，并组织了一个铁血团，准备刺杀袁世凯。谁知事机不密，被袁世凯的爪牙发觉，阙祝明被捕后立即枪决。幸亏阙祝明被捕时，沈宗嗣正在剧院里看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的演出，得到熟人报信，连夜逃出关外，改名换姓，在热河都统姜桂题、米振标处隐匿。——姜桂题与沈宏富曾一起共过事；据说沈宗嗣出逃时，又携有熊希龄所写托姜桂题关照的条子。在这之前，熊希龄曾出任热河都统。
这些，沈家都是几年后才知道的。对于沈家的人，沈宗嗣这次离家北行，便是一连几年，音讯全无。
沈宗嗣为何要行刺袁世凯？是出于个人对社会的怨愤积郁？是囿于当时风气，以暗杀社会权要为时髦？是受革命思想影响，将袁世凯看作国贼？或者，三者兼而有之？现在已无从考究了。这个封建王朝的将军之子，在时代潮流挟裹下，先是向封建制度叛逆，继而又拿性命向新的政治寡头作孤注一掷，其行为即便未必全出于对社会发展的理性思考，它所划出的这一段轨迹，似乎也积淀着每逢改朝换代时期，贵族及世家子弟的一种共通模式。
沈宗嗣的这次冒险之举，虽然没有给历史留下任何印痕，却直接作成了沈家在凤凰的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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