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1月13日，他终于出狱。此时他已六十八岁。这情况有点像“保释”。他和周扬的关系还要继续受审，新巷子的住房也不退还，他只能单身住在走马街招待所。他被告知，只许在成都市内活动，外出必须向省文联的“革委会”请假。过了一年，算是恢复了组织生活，编入《四川文艺》的支部，仍未担任工作。
在成都的孩子们虽然可以不时来探他，他的心里还是沉闷，不晴朗。许多朋友不敢接近他，他也不便去接近别人。有时在街上邂逅相遇也不打招呼，大家都懂得保持距离的必要。（不过，有的朋友不怕惹祸。刘尔钰是我省一师的同学，在城里有几间房子。我没住处，他就叫我去住，是不怕与我亲近的一个。还有冯诗云，原是北京《工人日报》主编，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我和他本来不算熟，只是抗战时期在车耀先的《大声周刊》社见过几面而已。解放后他在西南总工会工作，办过《西南工人报》，我在西南文联，有过接触，那几年他也被弄到成都来了，常来看我。别人劝他小心一点，他不在乎，我刚放出来，他邀我去新都玩一天，我说要请假的，冯说“管他的”！冬天，取暖的炭供应紧张，文联分炭不给我，他叫人给我送些来。我还没有看文件的权利，他认为不合理，就把有的文件塞给我读。
就是在冯诗云家里，我见到《人民日报》的负责同志。我最后的“解放”与他的帮助有关。开人代会，他找机会对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说，沙汀未查出问题，也没有问题，应该起用。他怕省委书记不认识我，还专门写了个材料，这样，我才得以恢复工作。这已经是1977年了。——沙汀1986年8月讲）
人们说“有钱难买靠边站”。从昭觉寺出来，一身少有的轻闲，是“文革”前根本享受不到的。他从一堆破烂的家具中找出一册未被抄走的三台双龙乡札记。这本笔记逐日记下他在双龙一个月接触到的各种农民、干部，与他们的谈话，发生的感想。他的详尽的记法，特别是注意记录“原生”状态的对话，很使他想起那本丢失的关于贺龙的手记。他过去起草了一点双龙的小说，现在读了又读，让过去年代的人物复活，心里跃跃欲试。《青坡》初期的秘密写作就这样开始。
他对改变中国农村的贫困面貌，感情寄托很深。四川姑娘大量外流的现实刺激了他，他觉得五十年代双龙农民的精神是可贵的。“文革”引起他怀疑的只是“当前”。和那些历次运动受打击的人和具有尖锐政治辨别力的人相比，他对“大跃进”以后中国事情的认识，还很不深。起草《青坡》时，他的反思短浅。他是个有丰富情感体验的“描摹”社会的能手，不是个思想家。
1974年和1975年，是“文革”后期光明与黑暗交战最奇特的年代。他这个遭“废黜”的人也看明白，周恩来和复出的邓小平是如何费尽心力地整顿全国濒于崩溃的经济，而意识形态领域则三天两头闹“地震”。今天批林批孔批周公批现代大儒，明天评法评儒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好像非把这个老大的穷国折腾净光方能罢休。
描摹社会的小说家，观察着中国的人间。他后来追记过这几年成都和全国发生的事件，想透过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反映“文革”的动荡。
他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对这个充满智慧、献身精神和工作活力的人异常敬佩。他想不通“整”周恩来的人为什么会受到毛泽东的信赖？而任何疑虑落到毛泽东的身上便无形消解了。这个崇高的精神支柱如果不复存在，那么，中国一代的共产党人是无法想像该怎样思考、怎样行动的。沙汀也不例外。
（周总理1975年9月住进医院的消息传出以后，我一连几夜没有睡好。我实际仍在“软禁”当中，同我过从的人不多。几个有限的熟人每一见面，不是忧心忡忡地说：“怎么今天报上还没有总理的新闻？”
或者喜形于色：“总理昨天还在医院接见伊文斯呢！”到了年底，消息可越来越稀少。我已经搬回新巷子旧居，前院就是《四川文艺》编辑部。偶尔有个别同志悄悄向我走漏一点小道传闻，都未可全信。有人不止一次建议我给总理写信，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正合我的心意，但一想到他在重病中我还要打扰他，就动摇了。矛盾的心情支配我相当长的时间。
1976年1月9日清晨，照例，起床后我就瘫在卧室门口的马扎上面。长夜失眠，头昏沉沉的。《四川文艺》资料室的一位女同志走近门边来。我知道，但凡凌晨从收音机听到什么重要消息，她总会热心肠跑到附近的《四川日报》社去取报给大家看。而且一视同仁，对我从不歧视。这时，只见她摇晃着报纸，神色紧张地走来。我撑起身伸手接报，只听她说出一句：“总理逝世了！”
我手指间的报纸拍地跌落在马扎上。我惊呆了几秒钟，躺身下去，双手掩面，爆发出哭声！
我的嚎啕痛哭惊动了前院编辑部。那个长期与我共事的负责人走到我这里来。
“……”他一面说，一面在一张籐椅上坐下。我没听清他说的话，照旧哭，像个大孩子样。
“……”他絮絮地说了又说，但他自己也流泪了。“亚群同志今天够受的……”我哽咽着，突兀地说了一句话。我忽然想起早已依靠输氧过活的李亚群。前不久，我们曾像解放前地下工作接头一样作过短促交谈，从时局扯到总理健康。四十年代他也在总理身边工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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