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天，沙汀足迹走遍双龙，观看了水塘、渠道、水库，参加过车水、改土的劳动，差不多每一晚都要夜战，不知道与多少人谈过话，开过会。高峰社社主任赵复祥同他父亲围绕“超支”引起的冲突，团支部女书记文素芳两次离婚的纠葛，和这个社的无数人物，后来都写进了小说。
与上海、睢水时期的写作不同了。那是依靠故乡生活的长久积淀来虚构的。现在他是个“内行”的采访者。内行到在干活中可以指出水车架设地点的对或不对，以及改修沟道如何节省劳力。但是采访影响了他的想象。如果对比《青坡》与他的双龙乡札记，你会惊异于他大量采用实际记录来构造小说的创作方式。
他记录了全部见闻。这是大跃进时期一个“先进”高级社，干部带领群众苦苦奋战的缩影。苦战的成果，群众得到、看到了一些。谁也没有去想，洒下的汗水之多与所得的利益之微，根本不成比例。沙汀参与设计、试验土抽水机，运土，做燕儿窝，失败了重来。当看到梓江的水终于翻上了山坡的时候，他与农民干部都狂喜得像小孩子一样。他看到的绝对是事实，他的受感动也是事实。
下个月，他带着从双龙获得的情绪到三台尊胜，看到那里的水利工程，他感到：天很空旷，浩大，上上下下都可以望得很远。心情非常开朗，舒畅。感觉到无穷无尽的生命力的奔驰。在双龙、尊胜，他也不是完全看不到无休止的改土、并社、夜战带来的弊病。水利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得太宽，劳力紧张，把大春耽误。有些活路不讲科学性，只凭体力硬干。但是经过“反右”，只要有一丝的怀疑从脑际掠过，他也会用学来的“主流”论、“本质”论，一一加以澄清。群众积极性挫伤产生的不满，用“阶级斗争”学说一套，也便释然。因为故乡的建设不够“典型”，他另辟生活基地，每年不辞辛苦地下去。结果是先验地在寻找与“政策”对应的例证。他没有想到“先进”的试点是按照特殊的条件形成的，可能是最真实的虚假。他远远看不到“全部”。“生命力的奔驰”驶入错误的航道，酿成的是悲剧。
（是不是“文化大革命”中说的“路线错了，一切皆错”的意思？不是。农民的劳动是真诚的。也不是个人品质上的虚假。但当时大部分的中国人，包括你、我，都沉醉在一天早晨醒来便摆脱掉民族贫困的浪漫理想中，是历史的虚假。像你的《假日》，那里的食堂不久都垮了，你写的是在历史面前黯然褪去光色的“事实”）
所幸他写得很少。四年里，写新农民、新矛盾，似乎略有所获。写到“反右”以后，就不那么有信心了。
十三陵水库是中国“大跃进”的一个象征。文学跟随政治，忘乎所以地奏起了“畅想曲”。他在北京开会，作协总会副秘书长一连找他谈了两三次，动员他去劳动一段时间，可以担任水库工地宣传部副部长，同时进行创作。他考虑再三，最终没有答应，推荐了艾芜。艾芜就像赴鞍钢那样欣然同意，去了，搞成了几十万字长篇的半成品，却从此搁浅。想到让老朋友做“替身演员”，他很感歉意。后来是他通过刘白羽，由作协党组出面好不容易劝动艾芜，才将小说放弃的。
这是不是由他的自知之明产生的农民式的“狡猾”呢？
【岁月不平静】
谁料到大跃进紧连着三年困难时期。
作为一个社会风习的研究家，他在笔记本和各种纸片上随处记录下见闻。
1960年，双目失明的大哥摸到成都来诉苦，说高征购给家乡带来的困难，加上天灾，顺义坝那样的好田土都荒芜了。老百姓病倒或纷纷逃荒流亡。他完全不相信兄长说的情况，答应每月给他增加生活费用，批评了他的情绪。
但到了1961年，农村的灾情蔓延到城市，蔓延到他身边，不由他不信了。
他亲眼看到锦江剧场的巷口墙脚边，有人在啃从附近饭铺拣来的骨头。商业场门前路灯下，摆篮子卖凉拌“无缝钢管”（蕹菜），居然有穿呢制服的人蹲下去买一盘吃。小学中午和下午放学，一路吵吵嚷嚷算粮食帐，算自己这个月还剩多少。父母子女每天要声明一顿吃几两米，弄得不好便会发生争吵。招待所里每顿也离不开“无缝钢管”。厚皮菜比“无缝钢管”还要难咽，能把你肚里的油水全刮光。1962年开始恢复，市面上有点东西卖了，但价格贵得吓人。他和玉颀在重庆南泉住，实一块不到一斤的红苕，一元多钱。家里主要吃瓜菜煮面片，只给他一人吃鸡蛋，一元一只。三年里花光所有存款，《祖父的故事》就是为还清出版社的支款而编起来的。
没有“当前的现实”好写了。1960年还有情绪写大跃进。《你追我赶》在《人民文学》发排后，为了某几个字句，他还会给千里之外的编辑部发航信、发电报，要求修改。现在写什么呢？
参与《红岩》的修改、加工，似乎释放了他一部分无处散发的写作热量。早在1958年10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到成都西门外沙汀家拜访。坐在房前的凉台上，沙汀拿出重庆文联刚寄到的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献礼计划，指着其中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三人预备合写“中美合作所”的长篇一条，说：“这可是个大题材哟！”
这个选题原是以一本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做底子的。出版社跟沙汀一样有眼力，当即决定去重庆约稿。到1960年初，小说初镐铅印了一百本征求意见，暂名《禁锢的世界》。听说有人持否定态度，他拿来一气读完，发现它虽然粗糙，显然是一块璞玉，是有厚实的加工基础的。5月，他把原订去武胜的路线改变了，先到重庆，征得市文联负责人王觉和市委文艺处的支持，由林彦、向晓和作者之一的杨益言陪同，一块到市委机关的狮子滩长寿湖农场去找另一作者罗广斌，商谈进一步修改的计划。
他看到的罗广斌，是个放达、热情，说话诙谐的汉子。杨益益言则稳重、深沉。罗、杨和因1957年鸣放的“错误”中途退出写作的刘德彬，都是渣滓洞囚犯中的幸存者，现为团市委干部。他们在解放后做过几百场报告，对狱中的情况相当熟悉，写作情绪饱满。
沙汀与他们当夜在农场招待所长谈。次日临行前又谈了一次。体提议加强许云蜂、江姐、成岗等人的描写，不要坐在渣滓洞写渣滓洞。要从真人真事中跳出来，从单纯的“禁锢”中跳出来，联系全国的形势。《红岩》的修改能打开局面，与他的这个思想有关。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