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0月25日，这部用小说家雕镂人物的深沉笔力写成的长篇散文，终于完工。因为政治上的缘故它有许多名字。在香港《星岛日报》发表时，题目变成《H将军在前线》。1940年出单行本时名为《随军散记》，有个长长的副题：《我所见之一个民族战士的素描——他在前线的生活，他的经历和他的故事》。1958年修改后，易名为《记贺龙》。
这本小书的写作还未结束，玉颀就“病”了。主要是妊娠反应强烈，思乡、思母、思子。苏灵扬也怀了孕，两人都想吃奇里古怪的东西。可是延安没有，便在窑洞前放个小板凳唠，玉颀想吃的是四川榨菜，她变得更娇了，沙汀一不在窑洞，她便四处找、喊。戏剧系的学员很调皮，他们学她找沙汀的样子，表演得维妙维肖，引起大家善意的哄笑。玉颀不断提出回川的要求，沙汀陷入长久的思想斗争：离开延安似乎是一种思想退却，但玉颀的样子实在令他心疼。像她这样非职业妇女跟着丈夫来延安的，当时并不多见。一年的时间已经很难为她了。自己的创作念头多半萦绕在故乡，这很难明说，即使是多年的好友如周扬，也不能全部理解他，这在内心是很苦的。
在文艺思想上，他也觉得与延安的某些主流理论不合。回来不久，中宣部召集一部分去过前线的文艺家谈收获。有人大谈“旧瓶装新酒”，用卖梨膏糖的小调演唱，群众如何如何欢迎。沙汀很不以为然。轮到他发言，他有点故意煞风景地说：“一二〇师经常打胜仗，我到前线去只打‘败仗’。为前线写作并不容易。”
“鲁艺”文学系在陈伯达来讲演不久，专门讨论了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张庚、萧三强调几千年的文化遗产的精华和民间创作的重要，沙汀、何其芳起而反驳，认为仅仅强调大众艺术，会“降低艺术水准”。结果被扣上“将艺术脱离抗战，脱离政治”，“新的艺术至上主义”的帽子。沙汀的四川脾气上来了，吵得不亦乐乎。
以后，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扩大会和“文协”座谈会上，这个争论一直持续不断。何其芳坚持认为“民族形式要以采取进步的欧洲文学形式为主”。沙汀事后整理了历次的发言，以《民族形式问题》为题，在《文艺战线》发表文章。他反复阐发的见解是：不同意把旧形式利用在文艺上的价值抬得过高。……（鲁迅的“写实手腕”）大半是从世界文学来的……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文艺传统上都非常薄弱，写实的技巧更是简陋的。……
（发展现实主义要学习外国）目前民众的现实生活，已经和旧形式当中所表现的有着相当的距离了。
他对传统的评价，正是对有人认为他的小说“欧化”的一种明确答复。用现代的形式来表现乡土，是他的文学理想。为了这，他显得很固执，以至连周扬也批评他那种激烈的情绪和激烈的情绪表达方式。
贺龙的书一写完，他感觉宽松。这部作品就充分地运用了现代的人物刻画手段，追求人物、环境在客观上的真实性质，叙述简洁明快，坚决摒弃一切飘浮不实的花饰。创作使他得到相当的满足。
不久，他终于正式提出返回四川的请求。周扬和洛甫（张闻天）先后找他谈话，想尽量挽留。洛甫还建议他把小孩交《新华日报》的人带来延安，岳母也可一块来。他时时动摇，推说回去与妻子商量，商量的结果自然还是不成。
随后周扬便同意了，并取得组织批准，安排了他回川的两项任务：第一，让《文艺战线》（他们在冀中时在延安创刊，周扬主编，他也是编委）改在重庆出版发行。第二，帮助延揽文化人去延安，主要是为“鲁艺”和一个剧团增加专业人员。
这个决定使玉颀一扫愁云，却没有解除沙汀的不安。意识到的不能走的道理和自己内心要求返回故土的呼声，是那样不谐调。个人以后被历史证明并无错误的回乡举动，在当时是以一种卑微不足道的形式，畏畏缩缩表达的。他们开始准备行装。临出发前，国统区的北路慰劳团11月抵达陕北，他应邀出席了座谈会和宴会。慰劳团团长张继讲话，他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元老，讨好地讲到毛泽东流泪谈延安轰炸中人民受苦之事。会上陈伯达递条子给沙汀，请他发言提出取消国统区书报检查制度。沙汀在条子背后写，他马上要回大后方，不便讲。陈伯达于是自己讲起来。慰劳团的副团长老舍中间把话打断，建议好生地保护文化古迹清凉山、宝塔山，故意把尖锐的话题在这个礼仪性场合插开。
宴会上他与老舍、斯诺同席。毛泽东走来敬酒。老舍小声地对他说，你的小说中学生都在读。谈到团结，老舍说得有趣：都像我们这样，合作就没问题了。这是沙汀第一次与老舍见面，感觉不错。过去他认为老舍是个脱离政治的非严肃作家，从此扭转了印象。后来在重庆接触多了，对这位正直诚恳的人平添了尊敬。
老舍对他创作所说的片言只语，还是叫人振作的。一年的解放区之行，加深了他对中国可能达到怎样的光明的认识，反激起他表现中国的黑暗，表现中国朽坏的农村社会的自信。他成熟、透彻多了。他好像是跟随妻子回头走去。他意识到他将迎来一生中绝大的创作黄金时代了吗？
对于你，重要的是需终止创作观念上的摇晃。一旦思想“照亮”你的乡土积蓄，接下来便是不可抑止的喷发。
在是不是全力采纳“乡土讽刺叙事”方面，我滞留得太久了。所幸的是我尚能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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