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他（指杨子青——笔者）虽然尚未动笔创作，但已经苦心自修文艺好几年了，听见我有那么多那么奇的经历，且将过去所熟悉的我的性情加以估量，便劝我无论如何也像他似地致力文艺。并把当时穷迫的我，拉到他的家里住着，使我每天都得安心地无忧无虑地从事研究，写作。又在研究和写作的路上，热心地给了我无穷的指示。记得那些日子的晚上，当我已经倦了，头偏向另一边的时候，他却还更加热烈地说了起来，一面伸出手来，摇动着我的膝头，使我又不得不凝聚精神，重新谈论下去。
半个世纪以来，这两个朋友回忆起共同的文学发端，一个说是那一个启发了他的创作欲望，另一个说是这一个鼓励了他的写作决心。这怎么能说得清楚呢！杨子青已经很长时间朝夕沉浸于文学。这年初，还偷着试笔。现在遇到这样的挚友，越是用劲地说服别人，便越是在催促自己的文学新生，两者是合而为一的。
汤道耕身边这时连一本书也没有。自修写作的生活开始以后，便借了他五、六本赵景深译的契诃夫小说看，借李青崖译的莫泊桑小说看。耿济之译的屠格涅夫《猎人日记》（即《猎人笔记》），省一师时期正在《小说月报》连载，是杨子青一本本买来撕下装订成书，两人一起读的，现在又来一起讨论。他们还谈《战争与和平》里安德烈夫人生孩子一节，气氛写得如何之好。汤道耕觉得中国小说似不必着急看，杨子青却比较宽广，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桥》，沈从文的《灯》，都找来读过。他在构思小说，对创造社的偏爱情绪已经消退。
这样，两人天天聚在一道，晚上读书，白天埋在屋里往纸上涂抹。汤的《太原船上》，他的《俄国煤油》、《风波》等小说，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
差不多每个作家的第一篇小说都带有自叙的色彩。他一构思《俄国煤油》，在描写他“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的时候，便加进了自己困居上海的种种感受：租界和华界的区别，亭子间或几人合住一个前楼的狭窄，二房东的奇怪职业和脸色，晨起弄堂里马桶成列的臭气，打汽煤油炉子的麻烦，在繁华马路上容易迷路，或走路不看脚下，以至常常踩了别人，招来詈骂的窘态，都是他这一年多亲身体验到的。这一段生活给他带来的阴暗心理，与他读过的外国心理小说汇成了一片。
此外，还有整个“左联”初期普罗文学对他的影响，使他在一个琐屑的故事里企图渗入重大的政治意向：有意要反映群众在中苏建交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看法。他知道，对于这种知识青年的灰色情绪应抱批评的态度。可自己不也是这样的青年么？一种讽刺与自责混合的情绪在笔底自然流露出来。一个做着白日梦的罗模便在德恩里小屋，经过白日梦一样的冥思苦想产生了。
（多少年以后，有些很有特色的作家，批评你的文学是“客观主义”。他们如果知道你的处女作是这个样子，该怎样说呢？从我的道路来看，直露地抒写，像发泄自己情绪一样地写小说，是我的幼稚期，然后进入咀嚼生活、咀嚼情绪，再写出的时期）
写好《俄国煤油》，与流行的小说一比，他感到迷惑。这样一个罗模能有积极意义吗？如果写下层，他想起了家乡的生活。这太熟悉了，一条新公路的建设，会带来老百姓各种各样的惊恐，特别是推鸡公车（独轮车）苦力的惊恐，这是个很好的普罗主题。他想起鲁迅的《风波》，一条辫子引起的故事。想起读过的外国小说，用一件事来展示各种人物反应的技巧。一些片断在脑中闪过，他急忙捉笔，写了“几段乡村生活纪实”，拟题目时干脆写上了《风波》两个字。
随着第一批小说的写出和反复讨论，他与他的伙伴的忧虑加深了。汤道耕写的虽然是下层劳动人民，但与这时“左联”提倡直接反映现时代大潮流的作品仍有距离。他们没有能力写都市的集会、罢工，也没有写农村的反抗、起义，这能有价值吗？他们要从事的是左翼的文学，但稍一实践便感到其中的矛盾性，起码在“写什么”这个问题上感觉无所适从。
讨论中，汤道耕问起了“五四”时代便景仰的鲁迅先生。他在缅甸时，鲁迅正同创造社笔战，南洋的进步文化刊物是上海地下党的人在那里开辟的，他们都赞成创造社，认为鲁迅“落伍”了。现在一问起来，他即告诉：鲁迅就住在附近的景云里，先生到上海后发表的杂文仍有巨大的影响。这样，两人决定共同向鲁迅先生请教他们心中的疑问。费了不少的踌躇，由汤道耕执笔起草了一封信。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曾手写了好几篇短篇小说，所采取的题材：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把那些在现时代所显现和潜伏的一般弱点，用讽刺的艺术手腕表示出来；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下层人物——现在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冲动，刻画在创作里面，——不知这样内容的作品，究竟对现时代，有没有配说得上有贡献的意义？
对于人物刻画的方法，提出这样的疑问：虽然也曾看见过好些普罗作家的创作，但总不愿把一些虚构的人物使其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却喜欢捉几个熟悉的模特儿，真真实实地刻画出来——这脾气是否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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