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凌相当精干，凡事极有主张。他来后，杨子青觉得在安县有了依靠，大事情都与他商量。团务干校有了高凌，进步倾向很快显示出来。学员的帽徽本来是赤黄蓝白黑五色组成的五角星，被认为是军阀标志，换成了橙黄色的三角形。军训和理论课程也都步入正规。这个学校的变化立即遭到城里劣绅们的反对。只是由于有夏正寅在，斗争尚没有表面化。当时，川西北的军阀，没有立即跟上“三·三一”惨案、“四·一二”政变的步伐，通过夏正寅，还在要求左派人士去中坝（江油）帮助筹备董长安司令部的政治部。夏正寅找到他和高凌，后经请示，组织上派张秋高、姚自若等党员前去。
这期间，郑慕周热心地扩充汶江小学，捐资创办县图书馆。他介绍省一师的同学来校任教，并委托省一师的老师张秀熟先生开出书单，买了不少新文化书籍，主要是商务出的“万友丛书”、共学社的翻译丛书，后来又购置了李调元的《函海》、一套汉文版的藏经及旧书，使图书馆初具了规模。由于有了这点政绩，1927年年中，当原来的县教育局长被控告去职后，夏正寅提出让他接任。他起初不愿做，高凌却积极赞同。他在安县教育界的好友马之祥等也鼓动他。后来，组织上也批准了，才正式接受下来。走马上任前，马之祥开玩笑地说：“准备挨‘快邮代电’啊！”这是当时控告一个人的简捷、流行的方式，意思是说，当上了局长难免会遭到各方面的攻击。
他似乎成竹在胸，把县党部筹备处周围的青年积极分子，动员起来做事。让李爽亭当教育局文牍。李是个秀才，曾在地方部队干过笔墨差事。又让唐绍周管财务，自己不沾钱财的边，甚至还拿出局长的薪水补贴李爽亭等人。他着手把故乡教育界的老朽们换下去，干得大刀阔斧。全县设的三个督学中，曾学渊、王行之两人都是青年师范生，杨子青把他们从一般的小学教员提拔上来。各乡镇的小学校长，原先不少是乡长、镇长挂名，或被一些前清有功名的人把持，这时均遭免职，换上一批年轻有为者。县立高小的校长萧伯镛是个拔贡，换上了谢荣华。连他的一位老师蒋品珊，也这样被撤掉了。这些做法引得全县的旧绅士们大哗。而他却被自己施行的新政弄热了头脑，依仗着舅父的力量，一味地推行下去。他在教育局长半年的任上，还力主把城关东面的武庙拆掉，平整了土地，规划了县立公园。这个公园一直存留至今。
正当杨子青的周围，逐渐形成了安县的进步势力，一切似乎可以大有可为的时候，本县的右派势力，发动了监关刘炳的事件。这年秋天，夏正寅外出不在县里，豪绅罗伯卿们设下圈套，唆使团务干校的“收支”（即会计）陈南轩（萧伯镛的舅子）卷了帐簿潜逃，然后买通一个姓沈的司法，逼刘炳清算学校的帐目。但是，在查帐的前一天，突然以刘炳胡乱开支经费做木船在城南汶江供游划为罪名，将他收监。
杨子青得信后，紧急找高凌商量，认为劣绅联名上告刘炳，意在搞垮干校。现在要使他们的想法落空，应防止校长位置受控。等夏正寅返县后，在夏与郑慕周的支持下，他提出推刘巨川为代理校长，夏正寅邀集县机关法团通过了这个提议。当天下午，他便赶往黄土乡请刘巨川出山。刘与刘炳是本家，旧制成都华西中学毕业，在郑慕周手下也做过事。同城区的土劣是素不相容的。接着，他们又提出，团务干校帐目应待陈南轩归案后清查，设法保释了刘炳。
年轻的杨子青究竟缺乏对付恶势力的经验。这次危机虽然度过，但团务干校从此不振。第一批学员并未结业便被迫解散。高凌离开安县。是年冬，军阀倒向国民党右翼的态度明朗起来，派往中坝的人受到排挤，夏正寅调离，县长换成张琳，形势日渐严峻。
此时，他已开始在自己周围选择可以发展的党员，打算在家乡建立共产党特支。他曾考虑过的人选，在他的“文革”交代材料《我所发展的党员和入党对象》中有所记述：马之祥，秀水人。小工商户出身，家有一座油坊，自己榨，零售，也帮别人榨。他在中坝省二中毕业，考入成都“工专”，中途辍学，回家榨油，直接参加劳动。他是有名的高材生，有人要接济他读完学校，他拒绝了。我在成都读书时就听同乡谈起他。1925年左右认识，他比我大十岁，但像平辈朋友一样谈得来。
舅父要办汶江小学，要我帮他找教员，我们不约而同想起他。我去秀水聘他出来，一直教到解放后，当县教育科长去世。我与马之祥，时局、家事都谈。谈过量变、质变、渐变、突变的哲学问题。介绍他看的书，不限于一般人看的进步书刊，还有《通俗资本论》，恩格斯的《家族和财产的起源》、《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等。反帝、反封、反蒋，他态度一直好，也肯钻研问题。毕竟不是青年人，我与他谈入党，他反应比别人冷静。当然是同意的，但后来没有主动提这件事。
（马之祥是你在故乡最好的朋友。他在你的生活和文学作品中的位置可不简单。从你这段客观叙述中，都隐约透露出你的感情。你是个能看到朋友优长之处，而少嫉妒心的人）
袁玉章，塔水人。父亲是旧文人，当地袍哥头子，那时已死。与我1925年在成都读书时认识。他于军阀赖心辉办的军事学校出来，做过团副。袁本人是旧军官，也是袍哥大爷，旧文学基础不错，写得一笔好字，偏偏思想开朗，正派，读进步书籍。塔水属安县、彰明两县共管，我到成都来回经塔水，就在他那里住。考虑他入党是想搞武装，但未来得及与他谈。成都组织上想搞农运，选定的地点也在塔水，曾派人下来，由袁掩护。（你对这个旧军官的看法，体现了你与各种人物打交道时，观察的善意和思路的开阔。当然，我的小说可以证明，我从小就不是生活在“单纯”的人群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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