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与旧——包含一个新人的旧式婚姻】
（艾芜流浪去了，我实际仍旧以一个大少爷的身份空谈新思想、新文化，一面沉溺在文学作品当中。——沙汀1986年12月9日讲）
这是一个各方面都呈现出新旧冲突的时代。杨子青的思想也在激荡之中。大约在1924年，他便认识了十一班的周尚明、冯棣、刘尔钰几人。他们既倾向革命，又喜欢进步的文艺作品，一有空就跑华阳书报流通处。他在书店里常常发现这几个低一班的同学和自己一样，买的都是北新书局等出版的书刊。后来又知道因为家境都不富裕，又渴望得到新知识，他们采用了一种“分买共读”的办法。周尚明负担购买《向导》、《中国青年》，总是星期天便赶早跑到昌福馆去，抢先买到新刊物，带到附近的一个茶楼上，热心地阅读起来。他们也买鲁迅主编的《莽原》周刊。周尚明在这几个人当中格外能引起他的注意。他的模样是：高高的身材，两颊经常泛着红色，向左边横梳过去的头发，总是拖一撮在额头上；发觉时便那么敏捷的把头往后一撂。
这个人注定要在他的政治生命中成为继张君培之后的重要角色。特别是汤道耕走后，他与周尚明几人的关系由一般的相识，迅速发展到亲密的程度。实际上周尚明1925年已加入了共青团，不久任了团的成都市委书记。不过在杨子青眼里，他只是省一师最进步的学生而已。
周尚明很有正义感。当时学校里有旧生欺侮新生的陋习，一次，见到一个高年级学生又在侮辱新入学的同学，他挺身出去当众指责，得到杨子青他们的钦佩。周吸收新知识的欲望旺盛，少城公园图书馆成立不久，他在学校办了个“通学证”，每天晚饭后跑去阅读馆内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一读就是两三个钟头，然后积极介绍他们也去。周为人爽朗，说话锋利、机智，有组织才能。在校内他最先与几个同学办起一个文艺性的板报，起名《砧声》，声望很大，吸引杨子青每期都去看。很快地，全校各班都纷纷办起了这种板报。
周多才多能，话剧演得也不错。在校外组织了少年俱乐部，十一班好几个同学像陈昌村、石邦榘，被他带动去参加演戏。上演过《刀痕》、《一个漂泊者》（据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者》改编）、《假洋鬼子》（据《阿Q正传》改编）等剧目。周在一个戏里饰过哑巴，在成都演出了名，所以后来他在下莲池被枪杀，有的小孩子听说了，回家抱住母亲哭，说“哑巴也死了”！周尚明演戏，杨子青当过配角。周的精神、人格力量显然吸引了他。
这时候，在成都的青年学生中，“五四”以后思想的分化渐渐演变为政治斗争。按照不同的政治信仰，青年们分成了三民主义、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三派。杨子青周围比较接近的同学大都看不起国民党。因为省一师的学监罗锐伯曾经为国民党内部的一次选举，企图拉自己的学生冒充代表去投票，结果被他们拒绝，从此威信大降。加上他们周围没有左派国民党的多少活动，形成了自然的疏远。
可是国家主义派的风头在省一师却很足。特别是其首领四川人曾琦1924年由法国回来，办了《醒狮周报》，推波逐澜，发展了一些青年学生。他当时不知道，四川的共产党、共青团组织，这时已经初步建成。国立成都大学在声援“五卅”运动中由党团发起而组建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便坚决地同“醒狮派”斗争，被称为“社科社”。与社科社取一致立场的，有省一中的石犀社，师大的导社，法专的共进社和省一师的赤锋社。周尚明便是赤锋社的领导人之一。十一班里“醒狮派”的学生不少，周尚明他们与不提反帝反军阀，又反对三民主义里面的“民权”、“民生”，主张所谓“救国”论的同学，时常展开唇枪舌战。杨子青也和周尚明一样，幽默地称他们为“狗儿派”，意思是他们根本不配和“醒狮”的形象连在一起。
杨子青对辩证唯物论的兴趣越来越浓，他的革命倾向已很明显，但是这时他没有参加任何组织。别人对他的军阀舅舅的背景是否有所“警惕”，或者也令他自己迟疑不前，这都是可能的。至少后来袁诗尧老师听说要把他派到安县去搞组织活动，便曾在内部表示过不以为然。袁不够了解他，也不知道周尚明在省一师高年级的学习阶段里已经完全信任他的这段经历。而这段经历正和二十年代中期一部分进步青年相仿，面前展开的是一条从事实际政治活动的道路，并不是文学。
1925年5月，杨子青被舅父和母亲催着回家结婚。女方即李丰庭之女李增峨。在郑慕周当上旅长之后，他与李丰庭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四川防区制时代，凡能占据到现在专区那么大一块地盘的军阀，不仅可以任意决定防区内各级行政官员，还可预征粮食，制造铜币，做稳土皇帝。郑慕周的防区也不算小了，松、理、茂、汶，又兼汉军统领。李丰庭就被他保荐去茂县当过县长。但没多久，茂县境内发生一次教案，几个基督教徒遭了抢劫，死了一个。责任追查下来，将李撤了。慢慢地，李和他从前的下级郑之间有了点隔阂。为了弥合这种缝隙，就由谢象仪力主保媒，让杨家娶进这个李家小姐。其时，杨子青二十一岁，李增峨十七岁。（一个接受了“五四”精神洗礼的青年，应当只有一条路：抗婚。但是你却屈服了。我替你惋惜。我不想反驳，不过我劝你还是去读读鲁迅的传记，仔细想想为什么我与艾芜的行为不同，把人生想得复杂一点，把人想得复杂一点）
杨子青平稳地接受了这桩包办婚姻。他没有立时反抗，这是他与汤道耕的相异之处。山区的童年生活，似乎给他以后带来冷峭和不动声色的文学个性。富庶的故乡平原使汤道耕的小说充满感情色彩。但在日常生活里恰恰相反，他是太懂得社会上的人情，他受人与人关系的牵掣太深，很少自管自地行事。在今后的日子里他也经常要为自己溢于表面的热切人生态度，付出感情、时间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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