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的人生观太矛盾了。对于名利，她也是追求的，渴望的，放不下的，年轻的时候，她也希望自己能出类拔萃、引人注目，正因为希望得太强烈，那份极端的好胜心，使她对数学老师的那次当场羞辱无法忍受，一直耿耿于怀，造成了她背负了一生的暗藏在自信背后的自卑心理，自卑和自信在她的身上是一体的两面，她越要在众人面前表现她的自信，就越说明她的自卑。
“天生我材必有用”，生命，每一个生命，都必须具有价值，生命，便是价值的实现和求证。个体生命的价值只有在群体中才能显现出来，再孤绝的生命，其价值都只能在别人的眼中得到求证。
“追名逐利”，不过是将生命价值的求证用一种比较通俗的话来表述罢了。这个词之所以总给人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大概是因为它用了“追”、“逐”二字，在人的眼前制造出一个贪婪的形象。
也有人认为是沾了“名”、“利”二字，因为这两个字总让人联想到庸俗。事实上，“名利”真这样俗吗？当然不俗！如果将“名利”放到广义上去理解，“名利”不过是很原始、很自然的东西，追名逐利便也成了生命的历程的另一种表述。
可惜的是，名利的追求和获得，最终总要与名利的束缚和牵绊重合在一起，成名之后便有盛名之累，而且是名越大，就越累得厉害。于是，逃世，脱俗等麻烦事便来了，苦苦地追求名利之后，一旦拥有，对淡泊名利的追求便又来了。所谓“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
这样的矛盾本是有了社会以来，人类最古老，最长远的矛盾，世上人皆如此，三毛自然也不能例外。不过，绝大多数人都能顺应这种矛盾，情绪上不会有太大波动。但对于天生神经敏感，身心成熟阶段又在自闭于社会之外的状态下渡过的三毛来说，这个矛盾便成为无计可消除的内心深处的巨大痛苦了，这个痛苦伴了她一生。
叔本华有一句名言：“人生，真如一个钟摆！”
三毛的钟摆便在不堪红尘喧嚣，追求片刻安宁的逃世和难耐桃源寂寞，渴望人情温暖这两个极点之间作大幅度的摇摆。
1979年，荷西死后，三毛难忍悲痛，本想自杀，随荷西同去，念及双亲健在，实不忍为。她说：我愿意在父亲、母亲、丈夫的生命圆环里做最后离世的一个，如果我先去了，而将这份我已尝过的苦杯留给世上的父母，那么我是死不瞑目的，因为我已明白了爱，而我的爱有多深，我的牵挂和不舍便有多长。
所以，我是没有选择的做了暂时的不死鸟，虽然我的翅膀断了，我的羽毛脱了，我已没有另一半可以比翼，可是那颗碎成片片的心，仍是父母的珍宝，再痛，再伤，只要他们不肯我死去，我便也不再有放弃他们的念头。
——三毛《不死鸟》。
1980年5月到1981年夏，三毛在荒芜的大加纳利群岛的海边社区隐居了一年多的时间。
这次隐居是一次苦修——
望着那片牛羊成群的草原和高高的天空，总使我觉得自己实在是死去了，才落进这个地方来的。
——三毛《银湖之滨》
1981年5月，台湾新闻局驻马德里代表刘先生给三毛打了一个长途电话，邀请三毛回台北参加台湾1981年度广播电视“金钟奖”颁奖典礼。
隐居以前便决心要老死海滩，不回红尘的三毛在电话中一口回绝了，但放下电话后，她的心绪久久平静下来，思凡之心一动，便再也无法苦修下去，于是一个电话拨通家里，听见母亲的声音，便脱口而出：“妈妈，我要回家了。”
三毛回到台北，“三毛热”旋即席卷了台湾，三毛被评论界称为台北的“小太阳”，成为少男少女们狂热爱戴的青春偶像。
在红尘中呆久了，三毛又渴望做一个普通人起来。
1987年，台湾当局开禁，准许台湾部分居民回大陆探亲，不愿人家叫她“台湾女作家”，希望人家叫她“中国女作家”的三毛，听到这个消息后，抱住邻居中的一个退伍老兵，又哭又喊：“我们可以回大陆了！我们可以回大陆看祖国了！”
三毛很快就制定好了回大陆的计划。
1989年，她第一次回大陆，回故乡，场面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她尽情地哭，尽情地笑，满腔“血浓于水”的故乡情挥洒得淋漓尽致。可是悲喜过后，三毛却感到一种乏力的虚脱，和乡亲们在一起时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所有的眼泪和欢笑，回想起来竟有些做作得像演戏，亲密的场面很多，深厚的感情内涵却挖掘不出多少。失重感困扰着三毛，同时，她的浓情似火的大陆行在台湾的家人中并没产生太大的反响，这加重了她的难过。
第二次回大陆，她慎重行事，轻易不暴露自己的行踪。对王洛宾的访问给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王洛宾的那个孤清冷寂，只有音乐的陪伴，没有世人的打扰的家，产生了一种依恋感，她渴望和那同自己一样，早年丧们的孤单老人同坐在门前看黄昏的晚霞和夕阳。她想，她和王洛宾在一起，便能使王洛宾的家成为他们的温暖宁静的桃源，没有尘世的暄嚣，也没有遗世的寂寞，她的心将安定下来，不再摇摆，不再流浪。
离开新疆后她去了出生地四川。在一次座谈会上，三毛快乐地说：“我一直在等你们同一个你们都很关心的问题，可你们一直没问，你们为什么不问我，你丈夫去世快11年了，你要不要再组建一个家庭？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这是三毛孀居11年，第一次自己主动提出关于自己再婚的话题。
然后，三毛又自问自答道：“我希望今后能回大陆来，也希望一位先生能让我爱让我敬……他首先要能弥补我缺乏大陆生活的空白，用他的人生经验来指导我。”
三毛的这位先生，是不是已经有了实有的人，具体所指是谁，恐怕只有三毛自己和上帝才知道了。
第三次来大陆之前，她同几个好友的谈话，已流露出明显的准备定居大陆的想法。
在同王洛宾的通信中，她已把王洛宾当作她的知己，她甚至将一种人生的观望，人生的信仰，寄托在王洛宾的身上，她在他的声名被埋没了60年，却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在默默无闻之中仍不放弃对音乐的爱和追求的品质上，发现了一种人生境界，并将和王洛宾生活在一起看作是自己人生的升华和完满。
可是，王洛宾却让三毛失望了！
王洛宾以怎样的方式来生活，这本身并无丝毫不对的地方，三毛对他失望，并不能因此评判王洛宾的品质有问题，因为三毛的标准只是她个人的标准而已，并不能凭她的好恶来断定人的好坏。
三毛失望，是因为她把王洛宾视为了知己，但王洛宾并不是她的知己，他承担不了她对他的感情寄托和她的人生理想。
三毛答应了帮王洛宾拍戏，她不忍拒绝他，她答应了，答应得毫不情愿，答应得完全违背心意。
住进王洛宾家的第一天晚上，三毛在这个自己渴盼了这么久的地方，却失眠了，不是因为太激动，而是因为心中的激情已被磨耗得所剩无多了。
第二天清晨，三毛睁着一双整夜无眠的眼，演了一段“三毛访洛宾”。
三毛几乎像个木偶似的任凭导演的摆弄，机械地重复着别人的安排，心中说：来吧，你们想怎么样都行，三毛是一根蜡烛，他们说的，你们尽管拿去用吧，至于三毛，死好了，死好了……三毛的拍戏任务便是：身穿睡衣，踮起脚尖，轻手轻脚地把那三盘从台北带来的“边疆民歌”录音磁带放在王洛宾的卧室门前，好让他起床后，在开门时有一个意外的惊喜……送过的礼物收回来，以别人设计的方式重新送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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