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的重庆，物资匮乏，人们住的是竹竿支撑的简陋草棚茅屋，吃的是被人戏称为“八宝饭”的掺杂沙子、稗子的霉米；卫生状况更糟，死人不计其数。而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成了愈治愈看不见止境的顽症。马路上乞丐成群，还不时发现冻死的饿殍。赵超构写了一篇《冷气与人情》（1943年11月21日），说：“冬天所以还有人冻死，那并非冷气之过，是因为人情的冷酷，比冷气更冷的缘故。假如我们人间是充满着人道与同情的温暖空气的，大家都能发挥点同胞爱，我们尽可以保证路无冻死骨。”重庆自杀的人多，他写了《最可悲的自杀》（1943年11月25日），说：“一个人穷到绝望了，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不自杀也要饿死。在那种情形中的自杀，实在和被杀没有什么两样……因为这种自杀，是赤裸裸地指示出这社会中有一班吸血鬼在侵吞着弱者的生存机会。”社会上百业萧条，可是金店银楼比比皆是，正显示贫富两极分化。他写了《“黄金”时代》（1944年1月8日）。优秀的人才在受难与死亡、投机取巧的人逸乐奢侈，他认为决不是公道的事：“战时固然贫穷，但贫穷是否可安？没有公道是否可乐？”这是他写的《此道未可乐》（1944年2月24日）。
赵超构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渐渐破灭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意识正在萌生。他的思想比南京《朝报》时期已大有进步。
与温州、上海读书时期不同，这个时期他不但可以读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生活书店公开发售的书刊之外，一些共产党员朋友、进步文化界的朋友，都借书给他。他也经常阅读《新华日报》，还与张恨水、张友鸾三人一同受邀到新华日报社去交流编辑工作经验，举行座谈。因此，知道了不少国统区其它报刊看不见的理论和信息。从他这个时期写的《“党八股”》、《中苏是同命的》、《苏联的声明》、《组织援苏军》、《斯大林如是说》、《屈原在苏联》、《高尔基毕竟难得》、《列宁的靴子》、《对于汉奸》、《形成与制造》等一系列文章可以看出，他的见解，已高出报社主笔中的老大哥们一等，他得到的新知识，也比同辈的人多。
因为他常常为文揭露黑暗，攻讦政要，引起了国民党方面不满。有些熟人也善意地警告他：“说他的文章虽然犀利，但‘太会杀风景了’。再这样写下去，触怒当局，有人（当然是蒋介石的爪牙）会不满意的。”
“我倒要请教：好风景在哪里？”他反问一句。“好风景固然看不见，不看也就是了。”“恶人之所好，好人之所恶，这种怪脾性，我自信还没有。但假如本来只是一只臭马桶，教我来做一个马桶盖，金漆花边，夸示于人，而曰如何如何漂亮、如何不臭、那也是我不屑为的啊！揭开马桶盖还觉不到臭气的人，他那鼻子一定有点毛病。对于这种人，也就顾不到他喜欢不喜欢了。”
“鼻子有点毛病的人”是一个熟人，赵超构姑隐其名，他不能确定是一番好意还是为人作说客。为了表明他坚守自己的立场，他后来把这番谈话写成了《杀风景么？》一文，公开发表了。与当时许多进步文化人相似，他保持独立人格，向往民主自由，抨击黑暗势力，时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尊和爱国热情，至于应该走一条什么道路，到达什么理想的目标，他还没有。许多知识分子也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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