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青年学人研究赵超构在抗战时期杂文后这样说：“笔酣墨饱，意气纵横，充满了青年人的锐气和进取精神。远至欧洲战场，近至身边琐事，无不令他思考，无不引他大发议论。”列举的例子有赵超构对外抨击英法的绥靖主义和法国维琪政府投降主义的《去，张伯伦先生》、《比王的屈服》、《告法国一句话》、《维琪政府之堕落》；对内鞭挞汉奸和名为抗战实为妥协退让的投降主义的《卖身投靠》、《无条件投降》、《重庆的风气》；他热切地期望美国和盟国给予中国真正的援助，但他更期望以“自己的拳头”给日本侵略者以勇敢的还击的《自己的拳头》、《自力更生与外援》；他以极大的民族义愤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暴行，揭示他们终将失败的必然命运的《装疯之犬》、《日本踏上死路》、《无人性的日本人》等文。社会的黑暗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使他痛恨不已，写了《大雷小雨》、《专卖局与转卖局》、《洋狗乘机辩》等等，他痛斥统治集团中一帮满口“礼义廉耻”的道德说教者，不过是一些假道学，“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不然，就是所谓的伪君子。“在他们平整的燕尾服里面拖着一根狐狸尾巴，在古本《论语》的下面放着一本《金瓶梅》”。此外，他写的《说教和说教者》等文，都是这方面问题的一针见血之论。国民党钳制新闻自由的独裁统治，激起赵超构强烈的愤慨，他羡慕苏联的新闻界“新闻言论虽受统制，而关于指摘渎职、弹劾贪污的文字却受着保障”，为此，他又写了《解放记者的头脑》、《解放与保障》、《记者的遭遇》、《还需暴露》等要求新闻自由的许多杂文。
这里我还得插叙一下关于“洋狗乘机”的故事。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美国吃了大亏。次日，日本对英美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16日日军在香港登陆。事前滞留香港的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不及撤退，国民党当局派去接运的飞机，运回来的却是孔祥熙夫人和孔二小姐豢养的洋狗数只。采访主任浦熙修写了《孔夫人爱犬飞渝》的报道，被新闻检查所扣压了。她知道正面报道一定通不过，次日又以化整为零的形式，写了四条花絮新闻：（一）政治部举行“太平洋战争之展望”座谈会——点出太平洋战争爆发的背景；（二）“日来伫候于飞机场遥望天外飞来者大有人在，昨日王云五先生亦三次往迎，三次失望”——这是说飞机是有的；（三）“昨日陪都洋狗又多七八头，为真正喝牛奶之外国种云——点出新来洋狗群，这狗是从哪里来的呢？”（四）“昨香港电讯仍可通，上海电讯已断——洋狗不是来自上海，而是香港。编辑做的三个小标题是：“伫候天外飞机来／喝牛奶的洋狗／重庆又增多七八头洋狗”。新闻用四栏特辟专栏登在社会新闻头条地位，十分醒目。新闻检查官看了无可奈何，没有理由逐一检扣这样的花絮，只好放行。
赵超构在12月29日配合新闻写了篇《洋狗乘机辩》，抨击孔祥熙。送检时被扣下，检查所在大样上盖了“免登”的印。编辑部从上了印报机器的铅版上挖掉一块，开了“天窗”，但保留了题目——这是当时编者与检查所斗争的一种方法：只见标题，没有文章，读者大体上能想象出内容；同时，也暴露出言论没有自由的真实。“天窗”，是大张嘴巴又不让出声的记者形象。
1941年11月重庆新民报晚刊创刊的头两个月，开天窗六十五次之多，中外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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