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报》1938年复刊后，1941年11月1日增出重庆版晚刊。1943年6月又出了成都版晚刊。以晚刊“打冲锋”是赵超构和陈铭德等报社负责人发展战略上的一个突破，取得了很大成功。《新民晚报》在渝蓉两地出来之后，才有了继起其它几家晚报。但那已是三四年以后的事。
国民党统治区战时首都重庆，称为陪都。由于沿海城市报纸内迁，新闻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开始时，日报有二三十家，晚报却没有。共产党也在这里出了《新华日报》。他是自张一军，旗帜鲜明，别家无法相比。“新华”之外的其余报纸，绝大多数由国民党官方直接或间接控制。像《新民报》这样自鸣中立，标榜“居中偏左”的私营报纸，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要得到官方认可、又受读者欢迎，是很难的。因此，《新民报》一向以小报自居，以免受到官方看重；出个晚报，更可以自由些，因为晚报是素为官方所轻视的。国民党为箝制舆论，制定了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所有报纸每天都要由军委会新闻局所设的新闻检查所逐字检查、删改、扣压，以至给予停刊的处分。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进步一点的报纸上出现赵超构《今日论语》那样嬉笑怒骂，尖锐泼辣，寓庄于谐的杂文式小言论，也就势所必至，不足为奇了。
重庆文化人曾以中国几部古典小说比拟几家报纸的政治立场和言论态度：《中央日报》是《施公案》，《新华日报》是《水浒》，《大公报》是《三国演义》，《扫荡报》是《荡寇志》，《新民报》则被喻为《儒林外史》。五花八门的小言论固然是吴敬梓那样的讽刺文学；《新民报》的新闻标题、编排，以及其它文字、图画，无不可以归入这种风格，而赵超构的小言论，特别是他的中后期评论，已高度杂文化，成了报纸的代表性评论。在文网严密，动辄得咎而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蒋介石辇毂之下，不用《儒林外史》的语言，又怎么讲话？
抗战时期，是赵超构思想的又一个转变时期，从他写的文章可以看出来，他到重庆之后，始终是要求积极抗日，要求民主，要求团结进步，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消极抗日的。对于重庆政府日益腐败无能、到处贪赃枉法、残害百姓的现象，对于“错把杭州当汴州”，纸醉金迷乌烟瘴气的社会，是痛心疾首的。但是，他对那个国民政府、对蒋介石，还有幻想。他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也还有好感。对于共产党，他知道得太少了，由于国民党的造谣诬蔑，他不能不受到蛊惑和蒙蔽。对共产党没有恶感，但也不大相信。——要知道，他所接触的共产党，也不过是在重庆活动的几个同行。
他以一个“沙”字署名的小专栏《今日论语》实际上只是一种时事杂感。每篇由五六百字改为二三百字，每天一组，共三四则。有时也有五百字左右，那就只登一篇。这种小言论真像前辈记者林白水所说“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之于政局”，是报纸评论的一个新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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