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么，总是要复刊的。”王公弢临行对赵超构说，“我先去昆明打个前站，你和慧剑他们愿不愿来，悉听尊便。”
8月初，赵超构曾回浙江瑞安，安置妻子和一双儿女。1928年结婚后，长女静男，长子东戡先后出世。这年静男五岁，东戡三岁；次子东戬已在母腹，尚未出生。刘化丁娘家所在的珊溪，是他们考虑的第一个疏散避难之地。必要时也可以退往西坑梧溪，因为屿头离城很近，敌机经常前来轰炸，如果温州一旦沦陷敌手，瑞安也就失去了屏障。国难当头，一家人谁都没有作儿女态，赵超构匆匆拜托亲友，安排家务之后，又赶回南京。
江浙京沪一带，到处战云密布，形势十分紧张。赵超构回到报馆时，水陆两途交通都断了。从此，家人已天各一方，直到八年抗战胜利，一家人才得以团聚。
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各机关随即内迁，办公厅所属各单位分配到一艘内河货轮，满装军委会档案和一部分官佐家属，沿长江而西，先到武汉。赵标生和作为家属的赵超构和继母裘德华，也是坐这条船离开南京的。
同行的熟人中，有一位名许铮的文职人员，是办公厅总务处会计科出纳，常州人，带着他年轻的太太安丽云和一个四五岁的儿子福官。两家人在途中成了患难之交，都希望到那边之后能住在一处，有个照应。尤其是福官，认识了赵超构这位“大哥哥”，天天来找他玩，要他讲故事，他们成了好朋友。许太太是苏州人，圆圆的脸，大眼睛，肌肤白皙，一口吴侬软语。她自己介绍说，读过几年书，还能唱几句京戏。看上去爽快、热情，像北方人。赵超构后来才知道，她是无锡人，祖上在苏州经商，寄寓苏州。她跟许铮结婚多年，没有生育，领了哥哥的孩子福官作为养子。赵标生的继室裘德华嫁过来之后，成了官太太，一改往昔的脾气变得有些内向，既排斥赵超构这个前妻之子，又不喜欢与人交往。共同生活在一条逃难的船上，一个卖唱出身的女人反而与会唱戏的许家少奶奶谈不拢了。一路上赵超构只能与安丽云母子讲讲闲话，消遣旅途寂寞。
赵超构离开南京时，本来还有转赴昆明，再去《朝报》的打算。不久，在武汉邂逅张慧剑，才知《朝报》出报无期，只得在武汉暂住。这一期间武汉的兴旺气象，也使他高兴。他从南京逃亡出来，还没有见过这样轰轰烈烈的政治局面，他不能离开。此外，可能他还遇到一些南京、上海的亲友，为他解决了食宿问题，他才得以在赵标生去重庆之后，又逗留了几个月。一面参加文化界的救亡宣传工作，给报纸杂志写稿，一面还编写了他的第一本专著《战时各国宣传方策》。
从6月到10月下旬，大武汉保卫战进行了四个月，日本人是志在必得，国民党当局是要保住实力，撤守已成定局。9月尾田家镇失守，长江门户洞开，武汉三镇动摇，工商界、机关团体开始大撤退。向南撤往沙市、长沙、衡山，最后由桂林西去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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