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超构也喜欢日本式的庭园艺术。他认为，日本人的自然观和中国人近似，都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应顺应自然，融合于自然之中。西方人则相反，认为人应改变自然，征服自然。日本庭园置景布局，小巧玲珑，小中见大，营造出种种意境，到处可见东方文化的传统风格。
这种认识，我想后来也影响他的生活哲学，以至报纸编辑工作和写作谋篇。他喜欢自然平淡、不事奢华的平民化生活。一生绝少拿腔使调写长篇大论的文章，——只有几次检讨是不得不力求“全面”，而且要凑一定字数，以示认真的。他写新闻性的杂文，几乎都是五六百字一篇，短的只有一二百字一则。
家居生活也喜欢住平民区，不喜欢住高楼深院。抗战八年，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乡下，不大进城。抗战胜利后到上海来办《新民晚报》时，住在虹口溧阳路瑞康里旧式石库门房子五十余年，恐怕都与此有关。
到了1929年年底，他又奉父命回国。1930年春天，他带了刘化丁和初生的第一个儿子，在南京住了一些日子。孩子很小，冬日偶感风寒，得了肺炎夭折了。这个时期，他好像还因为赋闲日久，不愿增加父亲的经济负担，自己去找过一些事做，当过家庭教师之类。不过时间不长，因为他终于有幸进了大学。——这就是他1931年秋季上的中国公学。
中国公学开设在上海吴淞台湾，是一所新办的私立大学。1905年于右任曾在上海创办一所中国公学，后来停办，似乎与这所中国公学无关。这所学校规模不大，分设大学部、中学部，共有学生三四百人。大学部有文科、理科、政治科和商科，教授有陶载良、匡互生、徐志摩、沈从文、褚辅成、罗隆基等人，是一所思想比较开放、注重社会学科的学校。由曾任孙中山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的广西人马君武任校长。马氏爱好文学，曾留学日本、德国，学的是工艺化学和冶金，却以歌行体翻译拜伦、席勒诗出名。马氏之后，胡适也做过一任校长。中国公学不是名牌大学，但也出过不少人才，历史学家吴晗、罗尔纲和名记者石西民，都在这里上过学。
中国公学不用高中文凭就可以投考，录取新生较宽。赵超构报考的是政治科，后来又改名政经系，毕业时却变成了商科。教学当中新开的选修课目很多，可谓兼容并蓄，学术自由，德日派、英美派都有一席之地。讲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学说的都有，没有什么顾忌。这在当时的大学里是别开生面的。但思想活跃的地方，容易发生纷争，终于酿成冲突。中国公学的多事之秋是1931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前这个时期，为了中国应不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一年中发生了四次风潮，接连换了四个校长。最后国民党CC系直接插手“中公”，派潘公展“整理校务”，充任副校长。随同潘公展而来的是高压统治，撤换进步教职员，一批特务打手混入校园，民主自由的学风也就此一扫而光。“一·二八”淞沪战争中，“中公”全部毁于炮火，师生撤退到法租界赵主教路（今五原路），借褚辅成办的上海法学院教室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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