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五年是赵超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形成的第一个重要时期。独立思考，多方探索，努力追求真理；忧国忧民，立志拯救危亡中的祖国，是他青年时的基本人生态度。他回顾在屿头族塾读古文，在艺文中学读英文那几年的愚昧、幼稚和个人主义的种种“理想”，只觉得可笑，可鄙。他知道，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是有密切关联的。不能鼠目寸光，独善其身。
他对邹韬奋的仰慕，开始于1926年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发行到温州的时候。他很喜欢《生活》上的小言论：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解答青年各种问题的，剖析国际国内政治、揭露社会黑暗的，无不切中时弊，说到他心里去。以后，凡是韬奋的书如《经历》、《小言论》三集和《萍踪忆语》等，一出来就买来读。他自己认为日后选新闻工作为终身职业，写杂文式的小言论五六十年，受邹韬奋的影响很大。
“九·一八”事变再一次激发赵超构的爱国热情，有许多话郁积胸中多时，非说出来不可了。他开始学着邹韬奋的笔法写短篇时事评论，向南京、上海的报刊投稿。当年发表于南京《新民报》副刊《新园地》的文章，有抨击国民党政府腆颜媚日的不抵抗主义政策的《亲家冤家》、《合力——弹力》、《郎才女貌》三篇；这是近年发现的赵超构最早的杂文。《新园地》是由《新民报》当时的总编辑赵纯继挂名主编，由共产党人田汉、阳翰笙编辑的。
青年赵超构渐渐成长了。抱负，见识，学问，趣味，非复“吴下阿蒙”，确实不同于同窗中的俗流。不过，他有些孤芳自赏，不大与别的同学往来。因而知道他的人不多；有些人甚至还是当他“山头人”“呆木大”呢！
1927年是风云变幻的一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蒋介石投机革命、反复无常的真面目渐渐暴露出来。不久，国民党右翼势力得势，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以上海“四·一二”政变为转折点，全国各地发生内战。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在“清党”的名义下，滥捕滥杀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后来蒋介石竟下令：“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走一个”，许多无辜的百姓都被投入监狱，送上刑场。
这年秋冬和次年春天，温州也已被白色恐怖的阴霾所笼罩，且不说参加农民暴动的那些“首恶”了，各县监狱无不人满为患。省立十中也不断有教职员、学生因“共党嫌疑”而被捕，其它学校的情况也差不多，一时全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许多家长生怕外界不安全，纷纷召唤自家子弟休学回家。
赵标生从南京写信给他父亲，也主张令儿子阿构回家，“严加管束，免得在外面惹事”。
平心而论，从温州退回屿头去，实非赵超构所愿。因为家长的用意，不止是时局混乱，怕他在外面有危险；更怕他思想“赤化”，不受礼教羁绊，从此“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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