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的高中，功课不多；赵超构读书也不甚用功。据他自己说：“除了国文比较喜欢，其它学业如数理化，都只是免于留级的水平。”“另一方面，杂七杂八的书倒是愈来愈读得多。年轻人精力充沛，求知欲旺盛，课余时间也不少，养成了我终生不变的乱读书、读杂书、爱跑书店的习惯和兴趣。”赵超构自己认为温州的读书生活，回忆起来“没有什么好懊悔的”。书读得有点乱，没有在学校里打好治学的基础，这是他一生的遗憾。但免于死读书，香花毒草都接触过，多少有点免疫力。这种学习方式，也养成他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轻信一家之言。这对于他后来走上新闻工作者的道路，未始没有裨益。
十中校长金荣轩，是一位老好人，大力提倡“道德救国”，认为青年学子，道德高尚是立身根本。他也讲“开卷有益”，并不像后来的什么权威那样，规定青年只许看什么书，不许看什么书，遍设禁区。自然，这是“五四”运动造成的思想活跃的风气使然。十中教师中，有几位是很开明的。如朱自清、刘延陵、夏癯禅等，都是一时名家。他们的教学态度和思想作风，都是如此。因此，赵超构的课外阅读，没有任何限制。当时学生中最流行的一部书是《胡适文存》，还有那只出了半部的《中国哲学史》。冰心女士的《寄小读者》在青少年中也风靡一时。赵超构回忆说：“我要承认，《寄小读者》是对我一生都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我也爱我的母亲。我22岁时她就去世了，读冰心描写母爱的散文，我会情不自禁地流泪。”
当时学校教的国文教科书，是梁启超的《常识文范》。此外，瞿秋白、陈独秀的政论文章，萧楚女的时论，他都很喜欢。萧文对青年学生来说，读来尤为亲切。文学作品如鲁迅的《彷徨》、郭沫若的《女神》和创造社的郁达夫等人的一些作品，也是这个时期读的。1929年到日本去观光旅行，与读这些文学作品不无关系。
在府前街的书店中，商务印书馆的温州分馆或发行所，是规模较大的一家。这里不但可以买到文学研究会大批作家的新作和翻译之作，也可以买到国内外各种流派的社会科学论著。赵超构读到了李汉俊翻译的考茨基《唯物史观伦理学》，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思潮》等等。省十中校门对面有一间够不上称作“书店”的小书铺，半间门面，书摊伸出门外，没有柜台，陈设十分简陋，主要业务是零售新到的报纸杂志。既发售国家主义派的《醒狮》、共产党的《向导》，也有宣传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的刊物。但主要是有“左倾”色彩的书报。这家小书铺的主人是个瘦削的中年人，态度和蔼而沉默寡言。赵超构去的次数多了，双方有交情，有时也谈几句读书心得和对时局的看法。赵超构的零用钱，很大一部分花在书刊上面，常常阮囊羞涩，见了好书爱不释手又掏不出钱来，这位店主就慷慨地说：“先拿去看吧，改日再算。”
“不知这位店主东的命运如何？我至今还惦念他。”几十年之后，赵超构还记得这段往事。他怀疑这是个不同寻常的有心人，新思想的播种者。他不胜感慨：“那样的小书铺怕是开不了多久的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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