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超构的父亲赵标生，名准。幼名颂椒，号任遒。十七岁进学，在乡里有神童之目。他是个识时务者，次年没有赴省应举，却参加了辛亥革命。其后索性弃文就武，考入安庆武备学堂。毕业后派往北京，在北洋政府参谋总部任职。乡间传说，他当上了“孙传芳的参谋长”，实际上只是在参谋总部当一名小副官。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在南京成立中央政府。赵标生认为北洋军阀乌烟瘴气，不像样子，托故离开，回乡家居，在瑞安西门街上开了一家赵同泰山货行。他本来不善经营此道，再加瑞安、文成的亲友都来赊欠，借钱，住宿，不到两年，山货行就关了门，只得再外出谋职。先在云南督军公署军需科当个科员；他有点文化，又调任陆军学校教官。不知交了什么好运（是不是与陈诚手下的人攀上了温州同乡关系？）不久，他调往首都警察厅，任东区分局局长。过了两年又莫名其妙地落职，调新设立的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在行政部门担任一个闲差，管点文案、庶务方面的事，军衔已是中校或上校。抗日战争初期随军委会机关内迁，经武汉去重庆。抗战胜利，军委会机构撤销，他复员回到南京年余，因为患脑溢血而瘫痪，只得带了个少将的空衔告老还乡。1948年1月在瑞安屿头老家病故。
赵超构幼年曾随父母去北京、南京小住。他的生母病故，父亲续弦，以后就很少跟父亲一同生活。他父亲年轻时大约也想有所作为，但辛亥革命之后，看不见出路，不文不武，什么事也做不成，就慢慢消沉。景况似乎并不怎么好，父亲给他的印象是“一个混迹官场的享乐至上主义者”。他不止一次在我面前说过：“他呀，打牌、吃酒、作诗，上夫子庙，昼夜不停地四处酬酢，就是‘办公’。一生随波逐流，有了钱就花光，自己没有置一份产业。”
但1945年秋天回乡时，赵标生终于为乡梓做了一桩好事。原来村前的龙溪年年发大水，冲毁田地不计其数。有一年连溪岸的本派宗祠赵同春祠堂也被冲毁无余。同村村民都是族人，梦寐以求的是在溪边修条堤岸，防御洪水。但工程浩大，经费没有着落，许多年都没法动工。赵标生一回来，首倡修堤砌岸，扩建溪边小路为大道，变卖能收年租二十五石的一丘良田，偿清工程费用。这一点点“遗爱”，龙川乡人至今传诵。
赵超构的母亲，是典型的旧式良妻贤母。娘家姓富，青田西坑梧溪村人。在封建时代，梧溪富氏也算得簪缨世族，是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的名相富弼之后。《梧溪富氏宗谱》说：“唐松州刺史富韬公，唐末自豫迁南田泉谷，是为梧（一作浯）溪富氏一世祖。再传宦居河南。五世祖弼，为北宋名相。七世祖直清，偕从兄景贤返归南田。十二世祖应高，咸淳进士，雅爱梧林泉之胜，筑室家焉。”
听村里老人说，富相国祠也就是富氏宗祠，富氏北方的子孙年年由开封等地南来扫墓。富弼五世孙富涛，在五代吴越国做官，死后也下葬梧溪。在此安家的应昌公，广置田产，传到赵超构外祖父凤翔先生手上，成为梧溪首富，一年中光是收租谷就有五百多石。他的舅父富群英自小聪明绝顶，是个典型的纨子弟，琴、棋、书、画，无所不精，不但不事生产，还抽上了大烟。家私败光，债台高筑，到1952年土地改革时，已属赤贫。有一年，他听人说，他外甥阿构在上海办报出了名，“连毛主席都跟他交朋友”，他异想天开，跑到上海外甥家，要求给他谋个好差使，没有成功。又托人到上海去找赵超构告帮，借口“他外公的坟坍倒了没有钱修，能不能帮点”？赵超构回答：“败家子，坟坍了？由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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