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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束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突出敌重围,十一月到达宜章、郴州问。我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但中央既未回信,也未采纳。最奇怪的是退出中央苏区这样一件大事情,都没有讨论过(我是从一九三二年三月中央局江口会议后,就没有参加过任何会议,当时,我不是中央委员(注: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由于战事紧张未及通知本人。)和中央局委员,但听说其他中央委员也是如此)。结果红军深入湘桂边两省交界之大山(西延山脉)中,走了七天。桂军利用人熟、地熟条件,采用游击战,给三军团以极大困难。我军经过艰苦斗争,才进入贵州省境黎平。一军团走在最右,在湖南境内的情况较好些。中央纵队走在一、三军团中间,听说也很困难。一、三军团像两个轿夫,抬起中央纵队这顶轿子,总算是在十二月抬到了贵州之遵义城,结束统治了四年之久的王明路线。

  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几次“左”倾路线中,王明路线时间是最长的一次。它以国际主义为幌子,穿着马列主义外衣,使人更不容易看出其真面目。我对王明路线,是在一个又一个的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后才认识的。直到看到王明路线对福建事变的态度,我才开始把它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作了比较的认识。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时,特别是第三次反“围剿”,蒋介石以五十万大军,分为三路长驱直入,我红军仅三万人多一点,丝毫不乱,一一将其粉碎,那是不容易的事。在反对第五次“围剿”时,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比以前任何一次要好得多,可是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果。

  我对立三路线的认识比较早些,原因有许多,对我最直接的因素是打武昌。当时如果执行打武昌这一指示,三军团有被全部消灭的危险,这是一个生与死的威胁。所以,对立三路线的冒险性,是从这样一个具体行动上认识的。这种认识是肤浅的,不深刻的。

  从遵义会议后成立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到一九四三年党内学习两条路线,我才进一步认识到党内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两条路线的长期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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