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也有人把问题提到原则高度，说彭德怀的信是“大是大非”， “路线之争”的重大问题。更有人以先知先觉的姿态站出来说：“我早就说过，彭总的信不是个别词句问题，而是总的精神上有问题。”
不论批评者讲得怎样严重，这一时期批评的范围，还仅仅是限于彭德怀那封信的本身。多数人仍然是怀着对这位战功卓著的开国元勋的敬佩之情，对他进行同志式的批评。
在7月26日的小组会上，彭德怀作了第一次检查。他承认由于个人思想存在的片面性，7月14日那封信对“如何肯定大跃进的伟大成绩和正确地研究经验，看法上是有错误的。”产生错误的原因，主要是“思想落后于实际，对全面情况了解甚少。”谈到写信的动机，彭德怀说：
“当时我只感到这次会议，对经验教训方面探讨得很不够，简报上几乎看不到不同意见，会议上空气有些沉闷，于是思想上产生了急躁情绪，担心这样下去错误可能还会重复，不利于今后的跃进。特别是听说会议15日就要结束了，心情更加急切。为了让主席注意这一情况，就在13日给主席写了那封信。我感谢主席的严正批评，纠正了我这一错误。”
彭德怀再次说明：“那封信，当时考虑只是供主席作参考用的，写得很仓促，信中不合逻辑，字句不妥之处甚多，提出的一些问题也没有交代清楚。如信中的‘有失有得’、‘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提法，都是不妥或错误的。”特别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一提法，彭德怀着重作了检查。他说，这一说法“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也打击了干部的积极性。”
彭德怀在检查的最后说：“这次会议意义十分重大，对我教育很大，现在会议快要结束了，建议中央办公厅会后将我7月14日给毛主席的信收回，存入中央档案，作为我今后思想检查的资料。”
对彭德怀的这个检查，多数发言表示谅解和赞同。具有长者之风的朱德，认为一向倔犟的彭德怀能作这样一个检查，已属不易，对写信问题的批评应该到此告一段落了。朱德说：“彭总发言的态度好，我相信他是畅快的。彭总的发言中有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农民意识。在座的天天在前进，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观性，片面性就是这样来的。大家对彭总的批评是对的，彭总今天对大家的批评也比较听得进去了。过去就听不进去，谈起来就吵。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就不会把错误当作包袱背起来了。”
朱德在另一次发言中又说：“彭总的一个缺点，是有股傲气，今后应注意改掉。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上他。只要能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这只表现了朱德的良好愿望，他对会议形势的估计过份乐观了。
彭德怀作过检讨，回到住处，情绪沮丧。后来他在笔记中写道：“7月26日，我出席了小组会，对我7月14日信内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作了检讨。主要说明这个提法是对革命群众热情泼了冷水，对‘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比例失调’，也讲得严重了些。其实这些检讨是言不由衷的。”“我在小组会上作了言不由衷的检讨之后，心情十分不安，多么难过啊！真如万箭穿心似的。”
从他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他的不安，他的难过，是担心这个检讨会助长毛泽东对形势的错误看法，因而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他想再去找毛泽东面谈一次，说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是错误的，他可以作检讨，“以便转弯”为的是他还想着重告诉毛泽东，现在的形势不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缺点已是两二个指头的问题；工作上的主观主义是严重的，对于群众的命令主义已成风气。切不可由于他的检讨而放松对这类错误的纠正！可是，他最后还是没有再找毛泽东去谈，因为他想：“这些意见不是已经概括在7月14日的信上了吗！现在要开八中全会，把我这封信当作反党纲领，事先也没有找我谈一下。这时再去找主席谈这些，是毫无益处的。”最后还是打消了去谈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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