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胡宗南部在3月19日占领延安后,蒋介石得意忘形,21日致电嘉奖胡宗南,并授以二等大绶云摩勋章。5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对其将校军官说:攻占延安,中共军队的“首脑部就无所寄托,只能随处流窜,即使他们还有广播宣传,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和他发生联系,为此就绝对不能建立中心的力量了。”蒋介石对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夸口说:“到8月底或9月初,共产党人不是被消灭,就是将被驱往僻远的内地去。”国民党的宣传工具也大肆宣扬“陕北大捷”,声言“中共已成流寇”。胡宗南更是趾高气扬,认为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大功,又出捷报又开庆祝会,把西安的鞭炮燃放一空。他亲自给“有功人员”授奖章,委任了延安行政督察专员,还请人到内政部活动要把延安改名为宗南县。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经延川到清涧,在清涧枣林沟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中央分成两套班子——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代表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随后,又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副书记,率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大部分工作人员,到晋西北地区,统筹中央后方工作。3月27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留在陕北,彭德怀深知其份量:西北战场能否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关系着解放战争的全局。他每到一地,住处尚未找好,即催促通信科迅速架设电台,同中央电台保持联系。部队准备行动或转移时,凡接到中央军委、毛泽东发来的注有“AAAA”或“AAAAC”的十万火急的电报,彭德怀就把译电员和警卫分队留下来,等到收完、译完之后才走。每次重要的战役战斗,他都及时向中央报告请示,认真执行中央和中央军委对野战军的指示。这样,陕北战场和中共中央意图息息相通,并与全国各战场紧密配合。中央留在陕北,陕北战场的胜负进退,都关系着中央的安全,牵动着亿万人民的心,并为中外所瞩目。彭德怀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央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我要是指挥不好,犯了错误,那就是我彭德怀无能,对人民犯了罪,对不起中央的重托。又说:“带兵打仗是十分严肃而责任重大的事,稍一不慎就要死人,人命关天呀!”
中共中央在撤离延安时,预计敌占延安后必然非常骄横,指示西北野战兵团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以一部兵力同敌军保持接触,诱敌深入,主力隐蔽延安东北方向待机。彭德怀和习仲勋将野战兵团主力集结延安东北的甘谷驿、青化砭地区,以第一纵队独一旅的二团二营在延安西北诱敌迷敌,并同敌人保持接触,佯作掩护主力撤退之势,诱敌主力上安塞。
胡宗南部在进占延安后忘乎所以,认为西北野战兵团“不堪一击”,已“仓惶北窜”,随即将其前进指挥所由洛川移至延安。除以一部兵力巩固所占领的交通线外,将主力集结延安附近,急于寻找野战兵团主力决战,妄想“肃清延水以北”共军,但却侦察不出野战兵团主力的动向。由于野战兵团的一部分兵力在延安西北的积极活动,边战边退,敌人误认为野战兵团主力向安塞方向撤退。随即以整编第一军的第一师、第九十师5个旅的兵力,由延安沿延河两岸向安塞前进。24日占领安塞。为保障其主力的侧翼安全,另以整编第二十七师之三十一旅(欠第九十一团),由临真镇向青化砭前进,建立据点。
3月21日晚,野战军电台截获并破译了胡宗南发给三十一旅的电报。彭德怀为抓住战机,不顾已是三更半夜,和习仲勋、张文舟、徐立清到作战值班室查看地图,分析研究敌情。在判明敌军动向后,彭德怀决心采取伏击战术,歼灭侧翼之敌三十一旅,打好撤离延安后的第一仗。
3月22日上午,彭德怀和习仲勋接连向中央军委报告:胡宗南21日令三十一旅经川口渡延水,进至青化砭筑工据守,限24日到达。“我军拟以伏击或乘其立足未稳彻底歼灭该敌”。同时令野战兵团各纵、旅于22日晚和23日拂晓前,按指定地点隐蔽集结,看好地形,并封锁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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